纪念祝总斌先生︱陈苏镇:深切怀念我的老师

今日热点 2022-07-17 13:33 26

摘要:祝总斌先生走了。悲痛之中,想起许多和他有关的往事。祝先生的学术专长主要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法治史。他开设的相关课程,在学生中很受欢迎...

祝总斌先生走了。悲痛之中,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今天上午隆重开幕 将审议深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想起许多和他有关的往事。
祝先生的学术专长主要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法治史。他开设的相关课程,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但我上本科时想学中国思想史,对这些学科都不大感兴趣,所以没听过祝先生的课。事后想起来,颇感遗憾。我第一次和祝先生接触,是本科四年级写毕业论文时。系里让同学们自报论文题目,由各位老师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来认领,无人认领的则由教研室主任负责。我报的题目是“商周时期孝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原因”。不出意料,果然无人认领。祝先生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于是便成了我的学士论文指导教师。第一次去家里找他谈论文,见他穿一件旧棉袄,腰里系着一根绳。家里没有书房,他在卧室中工作。卧室一面墙都是书架,摆满了书。没有写字台和座椅,他就坐在床边,在一张中学生用的小课桌上读书写作。我当时产生一个念头,长时间这么坐着,没有靠背,腰受得了吗?我的论文是三年级写的习作,经过反复修改,已经比较成熟。祝先生看后,没提太多修改意见,只是要求我对一条转引的材料去查找核对原始出处。史料一定不能转引,这是祝先生教我的第一条做学问的规矩。祝总斌先生在家中

祝总斌先生在家中

1983年考研,我选了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祝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本科四年,说实话,我没学到太多东西,对历史学懵懵懂懂,还没入门。硕士三年,跟着祝先生学习,才逐渐摸到了治学的门道。祝先生指导我们十分用心。除了选修他在系里开设的课程外,我们还要上一门《通鉴》读书课,每周读三卷,两周讨论一次。这时祝先生已经住进中关园宿舍,有了书房,读书课就在书房里上。每次上课前,他都会预先做准备,翻看要讨论的内容,还会把椅子摆好,并在我们的座位前各放一杯茶和一块糖,很温馨。第一次系统阅读史料书,问题当然会很多。祝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问题,还常常站起来到书架上找出相关书籍,查找需要的史料。印象最深的是祝先生查《汉书》。他从不用中华书局标点本,而是用一本厚厚的《汉书补注》,也从来不看目录,直接翻到要找的地方。老先生们常说,基本史料必须熟读。在祝先生这儿,我看到了什么叫“熟”。这门课上了三个学期。祝先生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读书,遇到问题如何解决。《通鉴》中的材料大多都是二手的,但它将各种文献中比较重要的内容集中起来,能帮助初学者系统掌握从原始资料中看到的历史,从而摆脱来自教科书的许多框框,初步建立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这对今后开展研究工作十分重要。正是通过这门课,我觉得自己迈进了史学门槛。祝总斌先生与陈苏镇

祝总斌先生与陈苏镇

值得一提的是,祝先生还专门为我们开了一门《魏晋南北朝史料学》。这门课在教研室上,每周两学时。虽然听课的只有两个人,祝先生还是像在大教室上课一样认真准备了讲义,在小黑板上写板书也一丝不苟。每次上课前,他还要去图书馆借来当天要讲的书,特别是我们很少接触的线装书。讲完后,让我们将书带回去翻阅,下周带回来,再换一批带回去。这为我们熟悉相关史籍提供了方便。但每周都要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增加了祝先生的工作量,会很辛苦。通过这门课,我们知道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除了《三国志》《晋书》二史八书等基本史料外,还有后世学者所做的大量补注、补表、补志及各种杂史、小说、地志、类书等文献可用。它们各有特点,史料价值也高低不同。掌握这些知识,可为日后做研究、写论文奠定基础。我后来为研究生开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课,第一部分“基本史料”的内容,就是根据当年的课堂笔记压缩整理而成的。
1997年,我开始在职读博士,导师还是祝先生。这时,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十一年,初步具备了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所以,祝先生对我基本放手,我只在有问题时登门求教,从中又学到许多东西。读博士,主要任务是写博士论文,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选题。我当时已开始研究董仲舒和《公羊》学,完成了《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和《〈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两篇论文,因此提出以“《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两篇文章都请祝先生看过,得到他的指点,并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上发表了。因为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祝先生虽然认为这个题目比较难,但还是同意了。于是,在祝先生的指导下,我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约三十万字的论文初稿。祝先生很认真地审读了初稿,还特意从图书馆借来十几本相关专著,以备参考。祝先生看后,提了一些具体修改建议,整体上表示满意。论文的思路及一些观点和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不同,有一定风险。但祝先生认为我是“论从史出”,给予充分认可。在田先生主持的答辩会上,论文顺利通过,并得到好评,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祝先生悉心教导的结果。祝总斌先生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祝总斌先生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祝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出,当时的皇宫有“宫中”和“禁中”(或称“省中”)两个区域,并以此为背景讨论了“门下省”的形成和发展。我读后深受启发,开始留意宫禁制度问题。后来读《汉书·王莽传》,看到王莽居摄时曾享受皇帝待遇,“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皇宫中除了“宫中”和“禁中”之外,还存在一个被称作“殿中”的区域。如果是这样,关于皇宫的内部格局和宫中机构的空间关系,就需要重新解释了。我向祝先生汇报了这个想法,他表示问题很重要,可以做进一步研究。因此,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他曾建议我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宫禁制度。由于我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汉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上,这件事便放下了。但我对它的关注没有停止,读书时遇到有关材料便记下来,并略加思考,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十年前,我完成了《〈春秋〉与“汉道”》一书的写作,便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最终成果是《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一书,将由三联书店于近日出版。我原想拿到样书后去见祝先生,向他汇报他希望我承担的这项任务终于完成了。祝先生没能等到这一天,在我心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祝先生的著作主要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材不材斋文集》《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等,其中《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影响最大。此书于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由该社收入“社科学术文库”再版,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多次再版,说明深受读者欢迎。《材不材斋文集》分上下编,由三十多篇论文汇集而成,2006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上编题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收入的主要是政治史方面的论文。下编题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收入的是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材不材斋史学丛稿》200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论文三十八篇,其中有的是已经成集的,有的尚未成集。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间,祝先生仍然笔耕不辍,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祝先生早年曾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发表一百万字。粗粗一算,上述成果的总字数已经超过了这一目标。这是祝先生一生勤奋治学的证明。祝总斌先生著《材不材斋文集》

祝总斌先生著《材不材斋文集》

祝总斌先生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

祝总斌先生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

史学界曾有“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之争。改革开放前,前者占居优势。祝先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但始终主张“论从史出”,因而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考证、分析等基础工作。其论著之新意皆由此出。例如:东汉末年的仲长统称:光武帝“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安帝时的陈忠则说: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根据这些材料,学界流行的看法是:东汉的三公无实权,相权已转归尚书台。祝先生通过仔细研读东汉史料,对此提出质疑。他引用具体史实证明,东汉尚书台事权扩大确是事实,但“重大政策、措施更多的仍由三公以及九卿出谋划策或集议,报皇帝批准”;在人事上,“总的来说,三公仍握有极大权力”;因此,“尚书还无法替代三公,三公仍然是宰相”。仲长统和陈忠为了支撑自己的主张,故意夸大其辞。这在古代士大夫中是常见的现象。研究者若不深入史实,弄清具体情形究竟如何,便很容易被误导。祝先生的做法告诉我们,哈尔滨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对此类史料不能轻信,一定要搜集相关史实加以印证,才能获得准确的认识。
祝先生的著作中还有一篇《门阀制度》,影响也很大。此文原是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中的一章,后收入《材不材斋文集》下编,题目改为“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具体内容,除改“皇朝”为“王朝”之外,基本未动。门阀制度的存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牵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因而十分重要。学界对这一问题历来十分关注,研究成果很多。但因缺乏明确记载,许多问题,包括具备什么条件才算士族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模模糊糊,未能形成清晰的认识。祝先生这篇文章,以六万字的篇幅,全面搜集现有资料,进行了详细探讨。他说:门阀制度“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而“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这一论断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由此入手,他系统梳理了作为政治制度的门阀制度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过程,指出“这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最为明确的表述。更重要的是,文中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对相关史料的深入考证和分析之上,因而都有相当坚实的史实基础。例如:《宋书·索虏传》载刘宋大举北伐时,曾征发南兖州百姓为兵,但又规定凡“父祖伯叔兄弟”担任南兖州从事,或在北徐州和兖州任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以及在诸皇弟皇子府中任参军督护、王国三令等职务的人,都“不在发例”。唐长孺先生曾仔细分析这条材料,认为此处出现的免役条件就是“起码士族”的标准。祝先生则举出《南史·江敩传》《文选·奏弹王源》等材料,证明庶人、役门即使仕至上述官职也仍然“不是士族”。进而提出,刘宋的这一规定是将庶人“本来出仕至九品以上官位所享有的荫族特权予以压缩,改定为大体官品七、八品的州从事、皇弟皇子国三令等方能享有”,以达到征发更多兵员的目的。唐先生和祝先生各有所据,分析也都很精彩,而祝先生的证据更充分,说服力相对较强。在这样的问题上看高手过招,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观摩,能学到方法,得到启发。
祝先生曾在法律系任教多年,对中国古代法治史也有很深的研究。收入《材不材斋文集》上编的《略论晋律的“宽简”和“周备”》《略论晋律之“儒家化”》两篇文章,是他在这个领域的代表作。关于汉晋之际法律制度的变革,主要见于《晋书·刑法志》的记载。其中几条材料透露出“儒家化”的迹象。陈寅恪先生据此指出:“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此说被学界普遍接受。祝先生的研究则更加具体和深入,他认为:“所谓儒家化,主要指制定晋律遵循和吸收的是儒家经典中‘礼’的精神和规范。”由此入手,他广泛搜集相关史料,首先对晋律的“宽简”和“周备”进行了考证分析。“周备”指的是律和令有了明确分工,篇目设置也更为合理。“宽简”则指条文大量减省,用刑也有所减轻。汉代的律令自武帝以后大致维持在五千条上下,构成一张巨大的法网,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管了起来。国家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自然离不开以律令见长的“刀笔吏”“文法吏”。文吏政治屡遭诟病却难以改变,根本原因便在这里。而西晋的律只有六百二十条,加上令,一共才两千九百二十六条,比汉代少约两千条。被删减的主要是“枭斩族诛从坐”等重罚条文。这是汉代儒生多次呼吁的一项改革,在魏晋之际终于实现了。此外,祝先生还从“司法中礼、律并举,同具法律效力”“官吏得终三年丧,居丧违礼受法律制裁”“关于处理私复仇案件之折中办法”“强调继母名分同亲母”“父在子不得分家异财”“禁止以妾为妻”“贵族官吏犯法得到照顾,享有特权”七个方面,详细论证了晋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使我们对此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在律令儒家化的同时,礼制也迅速发展。西晋修成《晋礼》一百六十五篇。东晋南朝继续扩充,至梁朝达到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条。北朝也有大量《仪注》。隋朝“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在这一过程中,“礼”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对此,我们可以祝先生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结合近年涌现的大量礼学、礼制研究成果,上升到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高度做进一步探讨。阎步克、陈苏镇、罗新与祝先生聊天

阎步克、陈苏镇、罗新与祝先生聊天

中国学者有做学问与做人并重的传统,但真能做到的并不多。祝先生做到了。他学问好,人品也好,这是大家公认的。孟彦弘说:“祝先生的为人,可谓‘有口皆碑’。这不是形容,不是泛称,而是实录。”胡宝国说:“祝先生一生淡薄名利,一生没有私心杂念,一生与人为善。”我对此也深有感受。古人说:“太上立德,其次施报。”“施报”就是有施有报,礼尚往来。“立德”则是“施而不报”,只求付出,不求回报。这是做人的最高境界。祝先生一生勤勤恳恳,默默付出,而不求回报,即使在学生面前,也不以老师自居,从不支使学生为自己做事。最近几年,他身体不好。我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总说不用。其实,他是不想麻烦我们。他行动不便,不能自己去医院,儿子要照管患老年痴呆的老伴,也离不开,只能由学生陪同。按说这没有什么,但祝先生很不情愿。后来在我们的坚持下,他才同意我和王铿陪他去北大三院看专家。医生问:“你们是他儿子?”我们回答:“是学生。”祝先生马上纠正说:“是同事,是同事。”在他看来,我们陪他去医院,是同事的热心帮助,而不是学生应尽的义务。
祝先生住院后,医院因疫情而拒绝探视。没能见先生最后一面,万分遗憾。今特撰此文,以表达对先生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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