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袁凌《记忆之城》:当“在场感”变成了“失去感”

今日热点 2022-07-08 12:16 139

摘要:2013年,袁凌开始从媒体报道转向职业写作。他先后出版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生死课》等书,已入选三届《收获》文学排行榜和...

2013年,中国长城资产与深圳银通前海合作 启动点石成金系列活动袁凌开始从媒体报道转向职业写作。他先后出版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生死课》等书,已入选三届《收获》文学排行榜和两届豆瓣年度作品。今年,他带来了他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记忆之城》。《记忆之城》由花城出版社新近出版

《记忆之城》由花城出版社新近出版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来到“鱼城”后的数载光阴,它们以回忆絮语的方式缓缓道来,细碎而真实。“鱼”通“渝”,《记忆之城》中的“鱼城”以重庆为原型,这里也是袁凌步入职场与社会的起点。
全书分为“2019”“2001”“2003”三个章节,后两章的初稿正写于2001至2003年,那时袁凌在重庆做社会新闻记者,他看到了层叠交错的山城风光,光鲜亮丽的重建城市,看到了一群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悲欢与沉浮,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在沉默日常中的挣扎和坚忍。离开重庆后,这里的一切依然在心底扎根,他在2019年至2021年再一次打开自己的记忆,完成了小说第一章的书写。
可以说,这一部长篇小说,他写了近二十年。
一开始的写作是出于一种“在场感”,他身处其中,想记录下这个“像火锅一样黏稠”的地方。但后来“在场感”渐渐衍变成巨大的“失去感”,他迫切地希望保留住一些不可再现的场景与细节,更为那些在变动中失声和消失了的人保存一份记忆和见证。小说还有一种外来和本土视角的混合,也有知识分子和底层视角的混合,袁凌希望同时传达出知识分子和底层社会的交集、对话和交融,而不是底层传奇或者儒林演义的两张皮。
近日,袁凌就《记忆之城》与他的文学观接受今日热点记者专访。袁凌

袁凌

在场的保存,记忆的回望
今日热点:写《记忆之城》的念头放在心里很久了?
袁凌:是的,小说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其实在重庆时就写好初稿了,2003年完成。其后经过了长期的修改和扩充,2019年至2021年又写出了第一章。当时主要是想在重庆写重庆,有一种当下的在场感。但后来时光变迁,又有了一种回望的想法,此前在场的东西也变成了回忆,所以把书定名《记忆之城》。
今日热点:现在回想起来,重庆这座城市对你有着哪些特别的意义?你去过那么多城市,在北京、上海都生活过,也走访了许多地方。
袁凌:比起其他地方,重庆感觉是我真正步入职业和社会的开端,此后即使我离开那里,很多年里还保持联系和经常回去,户口身份也挂在那里,因此它对我有种特别的意义。
就这座城市本身来说,它本身具有山城、开埠通商、历史陪都、码头文化等多重性质,当时又处在升直辖市、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的热度中,有很多的冲撞、矛盾、疼痛、晦涩,同时也有底层的活力与生命欲望。它像火锅一样黏稠,多种因素胶合在一起,密度非常高,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群挤压在一起,没有像今天分化这样开,给了我一种赤裸裸的生命感,当时我的职业又是初入行的跑街记者,每天接触大量的底层生活面,自己也面临职业困惑、感情困局和生活窘境,带来了第一手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也具有人性、思想内在的张力。这种在场感、质感和内心张力,可能构成了我以后写作的底色和要素。
对了,我还因为它的湿热天气和上夜班患了结核病,第一次感到离疾病和死亡很近,这促发了我的生死观,导致我开始写死亡的主题。我的长篇写作是从重庆开始的,从《在唐诗中穿行》到《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再到《记忆之城》,它们都和生与死、精神与肉体这种人生的严峻课题有关,可能就跟重庆生活的那种在场感和张力有关系。换一个城市,可能就没有那种黏稠到令人恐惧又兴奋的感觉。十八梯棚户区。袁凌 摄

十八梯棚户区。袁凌 摄

今日热点:确实,《记忆之城》里有一种粗粝又旺盛的生命感。虽然城市是一个空间概念,但《记忆之城》在我看来更是一部讲述时间或者说时代的作品。
袁凌:对,小说具有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结构,每一个当下具体的地点对应着记忆的纵深。
今日热点:我喜欢书名中的“记忆”两个字。之前我并不知道你在重庆时期就开始写这部小说了,所以“记忆”两字有你个人回忆的成分在。我在阅读中喜欢这两个字,是因为它似乎还是一种提醒,提醒着我们那些在巨变中已经失去与正在失去的事物。
袁凌:这是《记忆之城》一个最主要的写作目的。即使当时开始在场性写作时,也是意识到这样独特不可取代的生活场景可能很快会变迁消失,只有立刻尽量真切地写下来,才能成为以后可靠不容混淆的记忆。后来经过了时光的变迁,我亲眼看到和经历了城市大举拆迁的过程,更有意识地想保留一些不可复制不可再现的生活场景、地点、细节。更重要的,是替那些在变动中失声和消失了的卑微的人保存一份记忆和见证。
今日热点:你在2019年至2021年的写作与回望中,会有强烈的失去感吗?
袁凌:失去感是非常强烈的,第一章和后两章的在场感恰成对照。这也成了我必须写下2019年这一章的原因,记录这种失去和失落,既有城市的,人群的,也有自身的。九尺坎棒棒屋内景。袁凌 摄

九尺坎棒棒屋内景。袁凌 摄

今日热点:书封上写着“自传体小说”,而你在书中多次提到的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也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记忆之城》在哪些方面受到了《饥饿的女儿》的影响?或者说,你希望在时间上,延续《饥饿的女儿》的故事?
袁凌:首先是题材,都是重庆;其次是质感,两部作品都着力传达在场、同时性的生命感,传达重庆独特的炽热、黏稠又晦涩的生活质地与本性,尽管写的时代不同,生活和城市的质地也发生了变化。就时间上说,两部作品确实有传承延续的关系,《记忆之城》可以看作是对《饥饿的女儿》的致敬。当然,生活的具体张力变化已经很大了。另外,记忆之城有一种外来和本土视角的混合,也有知识分子和底层视角的混合。上半城与下半城。袁凌 摄

上半城与下半城。袁凌 摄

人性的肌理,时代的宿命
今日热点:你的作品一直记录着这个社会的底层人物和边缘群体。当你想起他们,写下他们,你希望自己能做到什么?
袁凌:我希望能真切地记录,传达他们生活的质地和人性的肌理,把他们当日常生活中会感受会思考的人看,而不是传奇或者故事会里的人物,不是只以阴暗、变形、夸张或讽谕的形象出现。我还希望有一种对话、交流和交融,而不只是外部的打量描写,居高临下的同情甚至是丑化、猎奇。
这也是《记忆之城》的一个特征,小说中“我”和陈天的职业、感情和婚姻轨迹,都传达了这种特征。我希望同时传达知识分子和底层社会的生活与人性,二者的交集、对话和交融,而不是底层传奇或者儒林演义的两张皮。《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今日热点:说到知识分子,《记忆之城》里陈天与沈文明的原型应该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里的两位喜欢哲学的青年?
袁凌:陈天、沈文明这两位人物给我的影响很深,他们是1980年代过来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学潮和时代巨变,人生受到了深刻的塑形。陈天自始至终都没有走出那个时代,一边在生活和欲望中挣扎浮沉,一边怀抱哲学梦,最后只能跟着时代落潮慢慢沉沦。这个人物形象比较复杂,具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性,有正义感同情心,但也有很大的惰性、颓唐,以及情感欲望上的某种任意无节制,当然以后也有转变。沈文明是智者,但也只能和光同尘,最后著作未彰,哲人其萎。记录他们,是记录一代人的心路和历程。弋舟有篇小说叫《所有道路的尽头》,也是写那一代知识分子梦断之后无路可走,可以参照。
在《记忆之城》中,陈天、沈文明和我之间形成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对话,近似二重奏。当然,陈天也曾努力寻求过,执着于他的梦想,这也是我想要更完整纵深地把他写入《记忆之城》的原因。他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时代和记忆变迁的缩影。
今日热点:是。小说里还有一处细节,是说“我”在鱼城户口本上的地址只是理论上存在,实则根本找不到对应之处,“我”和千万影子住户一样,都是这座城市的幽灵。这个时代下有太多“无根”的人,有的人既离开了故土,又不能真正在新城市扎根,你对时代巨变下的人口流动是一种怎样的态度?
袁凌:我本身是长期的漂泊者,现在也是没有北京户口、房、车和单位社保的状态,始终是边缘人,对时代流动性和边缘人的认识是一种切身的认知。我不是思想家和社会学家,但我想努力把这种人群的生存和心灵状态记录下来,和记载失去的乡土一样,作为见证。他们也是时代的动力,也是疼痛的根源。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时代的宿命。《青苔不会消失》

《青苔不会消失》

今日热点:你现在怎么理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袁凌:个人面对时代太无力了,好像是仰望无边的屋顶,所以我倾向于把目光收回到个体身上,从个体自身去看去感受,很多时候是内视。如果非要去追究个体和时代的关系,在当下那会是很悲观的。就是那句话,一粒沙和一座山,还有大象与蚂蚁。
虚构的活力,非虚构的质地
今日热点:《记忆之城》里出现了很多文学作品,我也很好奇你的文学启蒙是什么样的?你有特别喜欢的作家与文学作品吗?
袁凌:我受过科班教育,但不满足于文学理论灌输,属于泡图书馆和看杂书那种,加上来自民间的底子。我喜欢的是语言有某种负重的诗性的作家,譬如保罗·策兰、帕斯捷尔纳克、孙犁、沈从文、萧红、哈代,也喜欢泥沙俱下的生活现场与精神深度甚至救赎意识交汇的作家,如陀翁、昆德拉、杨键。
今日热点:近年不少有媒体从业经历的人转而写起了小说。在外界的想象中,媒体从业经历提供了丰富的小说素材,这个“转型”看起来是容易的。实际上呢?尽管你早年就写过小说和诗歌,但在多年的非虚构写作后转而虚构,你遇到过障碍吗?
袁凌:转型会很艰难,因为非虚构的职业规范会导致在虚构时担心脱离真实感,沦为赝品,因此很陕西新增21例难越过心理障碍。当然困难同时也是机会,可能会脱离任意虚构的诱惑,探索二者的边界,在一个更深层的真实的前提下去虚构,我觉得这最终会带来好的成果。实际上很多伟大的虚构作品都带有细节、质地和人文精神上的非虚构性,这也是我在记忆之城和其他的小说写作中想要努力寻求的。当然,我还没有完成。《生死课》

《生死课》

今日热点:你怎么评价盖伊·特立斯的“新新闻主义”,他的写法属于你之前提出的“非虚构文学”吗?你为什么认为“非虚构文学”这个提法是必要的?
袁凌:我觉得他们不属于,非虚构在美国和中国的状态和任务很不一样,“新新闻主义”是文学性辅助新闻性,基本没有独立的文学意义,而在中国,非虚构的使命是再造文学根基和精神,非虚构文学的前提是文学性,其他社会性和新闻性反而是文学性的辅助。因此在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提出很迫切。
今日热点:你心目中的“非虚构文学”有更明确的指向吗?豆瓣对于《记忆之城》的介绍第一句是:非虚构自传体小说,但是这可能让人有点困惑,因为小说毕竟是虚构的。
袁凌:这是出版社的宣传,但非虚构小说这个提法是成立的,它指的是含有非虚构性的小说,非虚构性体现在细节、场景、语言的质地真实感上,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要地道。非虚构文学,就是拥有非虚构质地的文学作品,质地感从生活经验来。
就“非虚构文学”来说,它需要区别于以社会性、新闻性为主以文学性为辅的写作,它必须以文学性为主导,所谓文学性指的不仅是修辞,而是它以个体的人、人性,包括其他生命为写作对象,而非塑造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样本或者报道新闻事件。
今日热点:我想到“非虚构文学”以前的优秀小说家塑造人物和情节的时候,也很讲究小说的“质地”“肌理”,注重物质基础,比如鲁迅写狂人会很符合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症状,那么你说的“非虚构质地”跟这些传统作家作品中的这种质地相比,有何不同之处呢?或者说,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袁凌:我希望发扬这种传统。由于脱离了伟大现实主义和传统,当下小说越写越小,越套路化技术化,质地感已经被忽略了,更讲究顺滑、小说味儿,排斥真实感和人文性。我希望通过非虚构文学的提出和自觉,把从前小说中潜藏的这种传统发扬起来,在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文学与人文、质地和味道的结合点多做探索,给当下的文学带来新的张力、活力和化合。你看陀翁,他的非虚构性非常强,人文性也很强,同时又有很强小说性。我希望能更多这种结合。
今日热点:《记忆之城》里有一段关于老媒体人陈天的现状描述:“当一个普通记者,和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一起跑会议写稿子,比他们更认真一些,散会后跑上主席台去问官员的想法。这样他似乎也找到了一些十几年前做记者的感觉。”这段话真让人感慨。你过去的同行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你自己还会想起“十几年前做记者的感觉”吗?
袁凌:大部分都转行了吧,进大厂、做律师,搞公关,做公益,创业,开农场,自由撰稿,什么都有。我偶尔还会想起当初做社会新闻以及硬调查报道时的感觉,有生命的质感和穿透性,有时出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调查一个被掩盖的真相,是一个人去对抗一个世界的感觉,有艰难和卑微,也有成就和尊严。
今日热点:你的作品经常“往回看”。而你的生活在今天,在当下。你还关注新闻吗?而今以一个非媒体人的身份去看种种新闻事件,你会有什么感受?
袁凌:关注。主要的还是一种无力感,因为媒体衰落后就是这种现状。很多时候只能消化掉各种疼痛感,着眼于时间,更终极地说,是神的眼光。在造物主的眼里,这些都是存在的一部分,不管是当下的烟火,还是烟火之余的废墟。文学作品就像是废墟上的青烟,在有意义和无意义之间。
今日热点:你前面特别提到自己喜欢有救赎意识的作家,你怎么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救赎意识?
袁凌:《记忆之城》里的人也都有他们的罪与罚,救赎则似远似近,在于每个个体的寻求。但时代的公义或者说气运,又是个体无法改变的,陈天就像日瓦戈医生一样面对灵与肉,罪与罚的张力。救赎是一个持续的动态,不是完成。你刚才提到的陈天跑上主席台去采访官员,这种职业操守,也算是他微小的救赎。生活中我们的救赎都是这样,一边开裂,一边维持和修补。至于整个时代和民族的救赎,这个主题太大,但我觉得也是文学需要去反映的。我们的今天,就是由于缺乏罪与罚的意识,也就缺乏救赎和自我救赎。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 这篇文章还没有收到评论,赶紧来抢沙发吧~
关闭

用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