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愤怒与怜悯是正义……的基石

今日热点 2022-06-23 22:00 19

摘要:《皮》,[意]库尔齐奥·马拉巴特著,魏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2月版,394页,52.00元今年春夏交接以来的天气极为反常,忽然就会刮起一阵横风暴...

《皮》,<a href=江西广昌发展林下经济成就亿元产业,“点绿成金”走出富民路 [意]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著,魏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2月版,394页,52.00元" style="width:600px;" src="http://www.efvip.cn/zb_users/upload/2022/06/20220623220010165599281070822.jpg">

103010,作者Curzio Malabat,魏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2月,394页,52.00元。

今年春夏交接以来,天气异常,突然会有一场横向暴雨。北方拍到了满地冰雹,南方流溪河边龙卷风呼啸。在这个不平静的夏天,我读了意大利作家兼记者库尔齐奥马拉帕尔特(1898-, 1957)的小说《皮》(原书名La pelle,1949)。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2月版),影子里似乎有某种联系。其实这个中译本几年前就出版了,可惜我到现在才看到。

作者从1943年10月1日美军第五军占领那不勒斯的历史背景开始。书中“我”的身份是盟军登陆后意大利游击队与盟军总部的联络官,名字也是马拉巴特。这部小说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真实经历。联络官马拉巴特在书中讲述了他随盟军从那不勒斯向罗马进军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想。

“解放”与“占领”、“胜利者”与“失败者”是本书开篇的第一主题,也是贯穿全书反思战争与人性的主线之一。在我们所熟悉的战争历史和战争文学的某种叙事中,“解放”和“胜利”通常只有固化的概念维度和审美风格,历史被净化成色彩斑斓、热情洋溢的宣传海报;即使一些新的学术话语的包装更加精致和文本化,但其扁平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103010从一开始就颠覆了这种“解放叙事”,将读者引向二战结束前夕意大利真实的历史语境。马拉巴特曾经在真实战争的泥淖中行进,他视野中的鲜血和废墟不是胜利者“解放叙事”中的审美点缀,而是观察和反思的真正本源。他的身份和经历不仅使他成为一个具有鲜明异质性的反战文学作家,也成为欧洲文明在战争废墟上的现代主义守夜人。

Curzio Malabart,原名Kurt Erich Suckert,1898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他的父亲是德国人,一家纺织企业高管,母亲出生在意大利伦巴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徒步前往法国加入法军,并在马恩河战役中受伤。战后,他被法国政府授予一枚奖章,他当了一名记者。1919年,他成为巴黎和会的新闻官。1920年,他被派往意大利驻华沙大使馆任文化专员。作为一名记者,他写了许多文章批评政府,的腐败。1922年,他加入意大利法西斯党,参加了让墨索里尼上台的“向罗马进军”。据说他看清了墨索里尼真正的法西斯嘴脸后,改了名字以示抗议。新姓“马拉帕特”本身就有“坏、坏”、“生气”的意思。在意大利创办了多家杂志,曾担任米兰《皮》主编。1931年,这个“愤怒的”、“坏的”马拉巴特在巴黎用法文出版了《皮》,批判性地记录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夺取政权的过程和手段。这本书很快在意大利和德国被禁,他本人也被开除党籍,并被判流放五年。二战爆发后,马拉巴特以意大利战地记者《新闻报》的身份走遍欧洲东部和北部战场,撰写了许多战场报道和对各种人物的采访。但在伊恩布吕马看来,马拉巴特仍然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声称自己在战后因“反法西斯主义”而受到惩罚是无稽之谈。他是《政变术》法西斯的忠实宣传者,他为之撰稿的《晚邮报》是当时的法西斯报纸。战后,他被意大利左翼谴责为法西斯分子,而前法西斯分子则认为他是叛徒。(伊恩布鲁马《新闻报》,《晚邮报》 2020年5月8日参考《坏分子马拉巴特》 2020年-06-06)显然,他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是复杂而矛盾的。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马拉巴特根据他在乌克兰农舍的战时经历和知识,开始写小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Kaputt)。1944年出版后,它迅速成为国际畅销书。书名直接表达了主旨:“法西斯主义注定灭亡”。003010战后开始写作,1949年出版。其实《今日热点》可以看做是《完蛋》的续集,对战争和人性的思考更加复杂曲折深刻。两部小说《皮》和《皮》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历史纪实的特征,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审美风格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手法。

如书名所示,“pelle”在意大利语中可引申为“生活”和“salvare la pelle”,意为获得幸运和幸存。马拉巴特说,人们为了这张“皮”而受苦和战斗,似乎是说生不如死。在这里,他对人性的看法是阴暗的。“我们的皮肤,这被诅咒的皮肤。你甚至想象不到一个人为了保命会做什么,会变得多么英勇或者无耻。”(第146页)

103010的第一章“瘟疫”有两个主题:胜利者-失败者和瘟疫。“那不勒斯的‘瘟疫’爆发于1943年10月1日,这一天盟军作为解放者进入了这座不幸的城市。1943年10月1日是那不勒斯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子,因为它标志着意大利和欧洲开始摆脱忧虑和耻辱,摆脱奴役与战争的痛苦。正是在那一天,这场可怕的瘟疫爆发了,而且从这座城市逐渐蔓延到整个意大利和整个欧洲。”(28-29页)不管必然还是偶然,两个并置的主题就这样纠缠在一起,还有什么比战争与疫情的叠加更能使历史与人性经受考验?选择一座城市的“解放”事件作为小说的开端,这并不稀奇;但同时伴随的是“瘟疫”就显得不一般了,历史进程中时常隐含的隐喻力量就这样显得鲜明而刺眼。
先说第一个主题。意大利在二战期间先是属于法西斯阵营,在墨索里尼政权倒台和盟军登陆后转变角色,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意大利因此从“失败”转而“胜利”。马拉巴特通过对换军装的描写表达了角色转换的深刻内涵。加入盟军的意大利士兵穿上了从战死和负伤的英军身上脱下来然后经过重新染色的英军军服,还可以看到军服上的弹孔和血迹,那是曾在北非、西西里与英军作战的意大利士兵留给敌人的。在失败、投降之后只要换上敌人的军服,意味着自己也成为了曾经的“敌人”,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胜利者的“自己人”。这种“弃暗投明”叙事曾经与阶级叙事或民族叙事紧密结合,成为一种“新生”叙事,“解放战士”这个说法不无喜感。但是这种失败与胜利的切换在马拉巴特看来显然只是一张单薄的“皮”的更换,他根本就不相信角色的瞬间切换能说明世界的真实变化,这与战场倒戈的真实性并无关系。因此当他望着穿上英军军服的意大利士兵在听帕莱塞上校训话的时候,突然恐惧地发现上校和士兵们已经死了;“意大利这个名字在我的嘴中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一样发出恶臭。”(第7页)这不是对意大利的诅咒,而是对失败与胜利的悲剧性的感性描述,是心底里那种强烈爱国情感的疼痛表述。
“失败”与“胜利”的更为喜剧性的转换当然是表现在广大市民身上。“我可怜的那不勒斯人……扮演起失败者的角色:他们唱歌,鼓掌,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上高兴地跳跃,挥舞着外国人——前一天还是他们的敌人——的旗帜,从窗户里把花朵丢到胜利者的身上。”(第3页)作者非常精准地描述了这种我们同样熟悉的场面和氛围,然后指出:“尽管民众表现出这种真挚的热情,然而,在整个那不勒斯城,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失败者。我不知如何解释他们灵魂中诞生的这种如此奇怪的情感。”(第3-4页)在那种历史时刻中“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失败者”,这是一个真实而重要的问题,很值得作为一个研究视角而深入挖掘。更有意思的是,马拉巴特接着立刻想到了作为胜利者的盟军的态度:“盟军难道能够奢求解放这些人民,同时又强迫他们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吗?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失败者。假如因为那不勒斯人既不觉得自己是自由人,又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而归罪他们,这恐怕有失公允。”(第4页)不知是否因为翻译的问题,这段话的意思不是很清晰。但是把“自由人”与“失败者”作为两种对立的形象凸显出来,不是自由人就是失败者,这就是隐含在这种历史时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由此想到这样的历史情景完全可以作为二十世纪史研究的一个研究专题:战争硝烟尚未完全消散之际的军队进城,胜利者与失败者的相遇时刻。当然已经有过大量这样的研究,比如冯克力先生的《当历史可以观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增订版)中有一章就是这个专题,在对历史照片的解读中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但是把相关的研究汇集起来、相互比较并写成一部专著,似乎还没有读过。
瘟疫是这一章的第二个主题。当然首先要谈的是瘟疫与盟军的关系:“怀疑这场可怕的疾病是由解放者们带到那不勒斯来的当然有失公允。不过,当人们带着惊奇和迷信所引发的恐惧,发现盟军士兵奇怪地没有受到感染,这种猜疑在他们的头脑里便得到了证实。”(29页)难道他们是无症状感染者?不管怎么样,下面这一段才是最重要的:“当局严厉禁止在公众中散布瘟疫是由解放者们带到意大利来的这种说法,并且威胁说违者会遭到很重的惩罚。私下里重复这种说法也是很危险的,即使窃窃私语也是一样,因为在这场瘟疫众多令人厌恶的后果当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疯狂的愤怒,还有对于告密的渴望以及它带来的快感。一旦传染了这种疾病,每个人都会监视父亲,母亲、兄弟、孩子、伴侣、情人、亲戚,还有最要好的朋友。不过,他从来都不会监视自己。这种奇特的瘟疫最惊人和令人作呕的特点,事实上是将人类的良知变成一种恐怖而肮脏的毒素。”(同上)马拉巴特在大半个世纪前对瘟疫的最严重的指控到今天仍未失效:“将人类的良知变成一种恐怖而肮脏的毒素。”他说这场瘟疫不会腐蚀身体,但会腐蚀灵魂,“患者的四肢表面上未受伤害,然而,在健康的肉体躯壳之内,灵魂已经变质、腐烂。它是一种道德的瘟疫,好像没有任何措施可以与之抗衡”。(30页)说对身体没伤害是不可能的,马拉巴特要突出的是对人的灵魂的伤害。为了防疫,英美军事当局禁止盟南浔四象军士兵涉足城里传染最严重的区域,但是“解放者们最常光顾的恰恰就是那些禁区”。禁止与反禁止所带来的是这场传染病很快就变得非常严重,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情景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那种。“它如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间节日,一场丧礼的表演,怪诞而污秽的外表赋予了它一种残忍,甚至恶魔般的特征:在广场或者大街上,在被炸毁的房子的废墟里,上演着喝醉的黑人与几乎赤裸、甚至赤裸的女人之间的舞蹈:在成千上万覆盖在瓦砾下的死尸散发出可怕臭气中,他们饮酒、吃饭、享受、唱歌、大笑、挥霍和尽情狂欢。”(30页)正所谓同人不同命,同样是传染病在不同族群中却有着大不相同的表演;虽然这可能更多是马拉巴特强烈的病态审美倾向的宣泄,但是那种怪诞、惊悚中的狂欢毕竟比贪生怕死的怯懦与顺从要好很多。
真正令人纠结的是“解放者”的形象,这是连结两个主题的关键点。瘟疫的确是由解放者自己带到欧洲来的,人们对此感到“一种深刻而真诚的痛苦”。那不勒斯人不仇恨盟军,真诚地迎接盟军的到来。“上千年的战争和被外族侵略的经历教会他们,让失败者沦为奴隶是胜利者的惯例。而盟军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奴役,而是自由。人们立刻爱上了这些出色的士兵……。”(32页)但是他们也带来了传染病,连美国士兵也对此感到恐惧和动容,因为他们自己也怀疑“这种恐怖的传染病就存在于他们诚实而腼腆的微笑中,在他们充满仁慈和同情的目光中,在他们亲热的抚摸中。瘟疫就存在于他们的怜悯中,在他们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减轻他们的灾难、将他们从令人恐怖的不幸里拯救出来的愿望中”。(33页)除了传染病,还带来了对灵魂的腐蚀剂:“只要一个盟军士兵从吉普车上探出身子,向一个女人微笑,稍稍抚摸一下她的脸,那个在此之前始终非常自重而且纯洁的女人就会变成妓女。只要孩子把美国士兵送给他的糖放在嘴里,他无辜的灵魂就开始堕落。”(33页)这是争取自由付出的双重代价,身体的与灵魂的代价。“或许历史早已写下,欧洲的自由不应该诞生于解放,而应该诞生于瘟疫。……自由价格昂贵……因为用来支付它的不是黄金,也不是鲜血或者最高贵的牺牲,而是怯懦、卖淫、背叛,是整个灵魂的腐烂。”(34页)有点像是危言耸听,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自由”的实践语境的话,甚至还可以把对“自由”的批判话语重新翻出来,不难发现“灵魂的腐烂”的确是自由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马拉巴特在该书扉页写着怀念“所有那些为了欧洲的自由而做出无谓牺牲的,勇敢、善良、诚实的美国士兵,我的战友们”,在书中他与杰克·汉密尔顿、吉米·雷恩等盟军军官的交往带有真实的情感,在描述中对美国人的看法基本上也是正面的,虽然时常也流露出嘲讽与愤懑。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曾经为“意大利的美国形象与美国的意大利形象”研讨会写过一篇文章(1980年,哥伦比亚大学),其中引述了意大利记者、作家平托尔(Giaime Pintor)在1943年死于反法西斯战争之前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平托尔谈到美国的微笑、乐观主义、物质文化中愚蠢的一面以及美国教育的意义,认为对美国的希望与信任就在于他们对人道尊严的捍卫。1941年意大利彭皮尼亚出版社编辑了超过一千页篇幅的文集《美国人》,第二年被查封后再出版了删节版。(参见翁贝托·埃科《埃科谈文学》,翁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63-268页)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马拉巴特在1940年代对盟军和美国文化的认识的思想文化氛围,在《皮》中对美军士兵就有不少关于微笑和乐观主义的表述。
马拉巴特对生存与斗争的关系有过许多独特的思考。在该书中他对人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作了区分,比如战争与瘟疫。在为了生存的战争中,人们仍然保持着尊严,骄傲而又极度顽强地捍卫尊严,像狼一样与侵略者斗争,那是一种高贵、庄严、诚实的战斗。而“瘟疫”会令所有人为了生存而变得肮脏、堕落、屈辱。男人、女人、孩子为了一块面包、一点炉火、给孩子遮体的一点破布、用来睡觉的一点稻草,甚至是一个空罐子、一节烟蒂、一块橙子皮、一片从垃圾里拣出来的干面包皮、一块剔过的骨头,为所有的一切而表现出各种形式的怯懦,做出所有可耻和犯罪的行为:出卖别人和自己,在权力的鞭子前面卑躬屈膝,微笑着擦干沾污自己面颊的痰。(46-47页)更令人动容的是,他讲述的1943年9月底德国法西斯军队在那不勒斯试图把男人抓去德国时遇到的反抗:一群群愤怒的妇女手无寸铁地扑向德国人,将他们围困在小巷里,将瓦片、石头、家具和滚烫的水铺天盖地从屋顶、露台、窗户向他们倾注下来。一群群勇敢的孩子扑向坦克,两只胳膊高举着燃烧的稻草捆,在烧死那些戴着钢盔的德国人的同时自己也同归于尽。在那不勒斯解放之后,“我”见到的德国士兵的尸体是这样的:很多士兵的脸被撕烂,喉咙被咬破,肌肉上的齿痕清晰可见;有些士兵的脸被剪刀戳破,有很多士兵的颅骨上钉着长长的钉子——因为没有其他武器,十几个愤怒的男孩把德国士兵按在地上,用大石头把长钉钉进他们的头颅。(47-48页)
两种不同的生存斗争,妇女与孩子的勇敢与牺牲精神,在今天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打动我们、更能让人感到羞愧不已、更能使人产生愤怒的情感?!对狂野与愤怒的本能的歌颂是马拉巴特很容易就流露出来的审美正义情感,当我们面对令人感到屈辱、感到使人失去尊严的情景,但是要弄清楚其中原因、是非,可能的解决方法又太费事,甚至会掉进恶意的圈套的时候,就只有这种愤怒的本能,这种基于人性深处的审美本能是最宝贵、最可以信赖的。正义与自由是否总会降临,其实是天晓得的事情,只有这种愤怒的、审美正义的本能是天注定属于我们的,是正义与自由最根本的基石。
并非有意的对比,马拉巴特在书中还写到了各种外表花哨、行为时髦、有各种性别倾向、内心懦弱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 自诩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人,在他的嘲讽的目光中都显得那么可疑与可笑。在他看来他们都有一种秘密的邪恶,将自由的理想变成对情欲满足的渴望,将道德要求变成对责任的拒绝,将社会和政治义务变成徒劳的理智训练。“我心里想,曾经在这些属于资产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中间流行,而且至今仍然时髦的漫不经心,到底有多少是出于贫穷,又有多少是为了卖弄风骚。”(111页)对的,在倍感屈辱与愤怒的日子里,就是要打倒伪资产阶级的漫不经心!马拉巴特在书中对年轻人从不客气,更不屑于讨好。如果他知道竟然有一群年轻人因为茅房被锁住了就宁愿乞求、只敢哭诉,而根本没想到、根本不敢把屁股狠狠地亮出来、把屎尿愤怒地喷出来、然后顺带把那茅房也拆了,恐怕他会笑死的。当然,“他们彼此使着眼色,好像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名状的秘密默契……他们谈论着艾吕雅、纪德、阿拉贡、儒弗,仿佛这些人都是他们亲密的朋友,与他们早有戚戚”。“我吃惊地想,我们这一代在战争、内战、反抗独裁者和民众的暴政中成长起来的人,我们坚强、勇敢,我们是男性化的一代,不向死亡妥协,尽管经受失败的屈辱和痛苦却不曾被征服,怎么会生出如此腐败、愤世嫉俗、女性化,如此安静而温柔地活在绝望中的一代人?”(111-113页)说他们愤世嫉俗,还是美化了他们;说他们是女性化,这是他的自相矛盾,他笔下那群那不勒斯的妇女就是最勇敢的人。“如此安静而温柔地活在绝望中”说得很好,但其实他们也不会感到绝望,只会感到战争结束后欧洲就岁月静好。
当他在那不勒斯的老教堂广场、市中心、最高贵的宫殿前面、基亚塔莫内街和烈士广场上看到有成群的孩子被公开贩卖时,他同时看到了天空,感到此时此刻有这样明亮的天空也是一种耻辱。在历史上那不勒斯人无论如何困难都从来没有卖过孩子,他只能以愤怒与怜悯来宣泄对那不勒斯的爱与恨。我在多年前曾经两次去那不勒斯城游逛,从这里再去庞贝。如果那时候就读过马拉巴特的这部书,肯定会在这里多呆一些时候,感受会大不相同。
马拉巴特对那不勒斯人的最大了解与赞美竟然是那种怜悯之情——不仅怜悯他人,对自己同样怀有怜悯——哪怕是那些出售老婆、女儿的男人,那些为了一包香烟去卖淫的女人。只要还有这种情感,终有一天他们将会成为自由的人。(49页)因此,只有愤怒的本能与怜悯的情感,能够成为正义与自由的基石。
无论那不勒斯的风往哪个方向吹,欧洲的天总是要亮的。马拉巴特跟随盟军一路打到罗马,我想到的是一首诗《黎明的通知》,他要告诉那些曾经在那不勒斯的黑夜中哭泣、在地中海边的阳台上鼓盆、在铁网前无奈地跺脚的人,或者他还想告诉那些在巴洛克式官邸密室中窥测风向、以权力做赌注的人—— 他要告诉他们的是,他们所盼望的或害怕的天亮,总是要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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