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资助科学——近代英国科学机构的资源与困境

今日热点 2022-06-23 21:59 18

摘要:现代实验科学是一种昂贵的学问,它迈出的每一小步都难以回避谁来出资的问题。在1627年开普勒发表的《鲁道夫年表》扉页上,绘有一座立柱神殿,殿内有哥白尼、第谷等人正...

现代实验科学是一种昂贵的知识,王宏志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与翻译史研究它迈出的每一小步都难以避免谁来为其买单的问题。开普勒在1627年出版的《鲁道夫年表》的扉页上,画着一座有柱子的庙宇,里面有哥白尼、第谷等人在研究《鲁道夫年表》。穹顶上,一只鹰撒下金币,寓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慷慨资助修订年表。可见,知识与资本、科学家与资助人的密切关系始于近代早期。开普勒的《鲁道夫年表》扉页插图

开普勒扉页插图《鲁道夫年表》

齐曼托学院成立于1657年,由美第奇家族资助。当巴黎科学院于1666年成立时,法国政府,向其院士支付固定的年金。让--(1619-1683),法国财政部长,路易十四的重要大臣,通常被认为是学院的创始人。1663年法兰西文学院和1671年巴黎建筑学院的成立也是科尔伯特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补贴的结果。然而,皇家学会并没有这样的资源来支持它:查理二世颁布的《国王宪章》没有拨款条款,“皇家”一词只是用来清除学会的名称。当然,这种正名方式有助于学会维持一定的组织形式,提高组织声誉,进而用组织声誉换取各行各业的科学资源。然而,从成立到19世纪上半叶的近二百年间,英国政府并没有为皇家学会提供稳定而持久的资金。该协会活动所需的资金、资源和材料主要来自私人资助,因此该协会有时被视为非官方和非正式的机构。这种资助方式和皇家学会的组织结构一样,既传统又现实。

文艺复兴后期,国王和贵族开始为知识分子提供经济支持。早期著名的科学家背后往往有一个更著名的靠山:伽利略和美第奇家族,霍布斯和卡文迪许家族,洛克和沙夫茨伯里,笛卡尔和克里斯蒂娜女王,培根和埃塞克斯。科学人在接受资助的同时,为资助者提供一定的服务,如教学、提建议或处理家庭事务,但这不是标准的雇佣关系。特权阶层之所以愿意资助科学人,与其说是基于对知识实用价值的考虑,不如说是借助科学人在知识界的威望来彰显自己的风采。一个科学人在接受科学资助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的观察和新理论在同时代人的眼里更可信。本质上,双方的关系是一种威望的交换和地位的相互提升。这种资助靠的是个人关系,由于没有对被资助人的学历、学历提出硬性要求,注定了它的随意性。

私人资助体系在皇家学会中得以延续。而科学人团体只是进行声誉交换而不是个人,声誉交换的附属品即科学资金和资源在组织内部进行再分配。皇家学会在研究陈红问题上的丰富性和务实性为其赢得了更多的资助机会。皇家学会成立之初,从国王、贵族到商人都表现出支持新社会的热情。胡克兴奋地说道:

他们所做的事情往往得不到多少鼓励和支持,因为人们通常会选择哲学中似是而非和无关的部分,而丢弃真实可靠的部分。但是,他们的成立,恰逢他们相遇,赶上了这样一个人人都好奇的时代。所以很多王公贵族和几位业内知名人士都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或捐物品或出席会议。还有一件事让我确信绝大多数人确实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敬意:几个商人(他们的目的是划分“我的和你的”之类的私有财产,这是人类事物的指导原则)认真投入了一大笔钱,使我们成员的发明得以应用,他们对这项事业充满了信心。要知道,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普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能够发展。

在皇家学会的赞助人中,地位最高的是英国国王,其次是大贵族和其他国家的国王和贵族。例如,当第69卷《哲学学报》在1779年出版时,列出的赞助人是乔治三世、波兰的斯坦尼斯瓦夫二世(1732年-, 1798年)、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1808年-749年克里斯蒂安七世)、格洛斯特公爵威尔亨利(1743年-1805年)、勃兰登堡伯爵查尔斯和巴登伯爵查尔斯。

皇家学会的负责人往往是该学会最可靠的资助人,历任会长都提供了不同形式的资助。761年,皇家学会组织了对金星轨道的观测。皇家学会第15任主席乔治帕克(George Parker),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二世(1695,-, 1764),亲自出资购买天文仪器,在牛金金郡的希尔本建立了一座天文台,受到学会所有成员的称赞。天文学家布拉德利-,1693,1762)在向学会提交论文《论章动》时特意附了一封信表示感谢:

锡本堡的仪器很有价值,我可以参考在皇家天文台得到的结果来判断我在那里观察到的结果的准确性。作为一个科学爱好者,我希望我们国家能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有地位、有能力、有意愿去推动这项研究和自然知识的其他发展,因为这些知识会为我们的国家增光添彩,带来好处。

皇家学会的普通会员通过缴纳会费来支持该学会。起初,会员费是10先令,后来涨到了20先令。每个星期,会员都要支付入座费。1766年,皇家学会理事会将座位费从21基尼提高到26基尼,年费提高到2英镑12先令,入场费提高到5英镑5先令。到19世纪初,皇家学会的会员费已经涨到了50英镑。后来的爱丁堡皇家学会、都柏林皇家学院、皇家文学院、古代研究学会、林奈学会、地质学会、天文学会、动物学会等。所有收取的会费从20-到50英镑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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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主要科学团体的入会费(包括每年的座位费)

大多数皇家学会会员自筹经费开展研究,有家资者自助,无家底者再找资助人。英国政府偶尔提供资助,但是只针对特定研究项目,并且没有形成常态。学会的纯科学活动,如实验演示、论文宣读、陈列柜展示、课程教学、野外考察、建立植物园、实验室搭建和维护、图书馆藏书、颁发奖章、《哲学学报》刊行、专著出版等,几乎无不依赖一个庞大的私人资助网络。这一网络以学会会员为中心,辐射至整个欧洲以及海外殖民地。
皇家学会的办公场所也由私人资助或者会员自助。学会前身即“1645小组”在伦敦格雷歇姆学院或者伦敦伍德大街戈达德医生的住所举办活动。牛津聚会的场所几经辗转:1648-1649年在配第的住处,1652年配第离开牛津去爱尔兰后改为威尔金斯的住所,威尔金斯搬到剑桥后又改为波义耳的住所。皇家学会正式成立后,一开始在格雷歇姆学院开会、做实验。1665年,伦敦大瘟疫暴发,学会活动地点改到了波义耳在伦敦的宅邸。1666年,伦敦发生大火,大批难民住进格雷歇姆学院校区,学会迁至原阿伦德尔(Arundel)伯爵宅邸。这一新址由阿伦德尔伯爵二十二世之子、后来的诺福克公爵六世霍华德(Henry Howard,1628-1684)捐赠,伯爵府图书馆系文艺复兴时期匈牙利“哲学王”科尔维乌斯(Mathew Corvinus)斥资所建,藏有大量珍贵书籍和手稿,对学会会员开放。但是,学会的大量实验仪器和标本样品放在格雷歇姆学院,举办活动仍然十分不便。1673年,伦敦市政委员会和格雷歇姆教授邀请皇家学会搬回格雷歇姆学院。查理二世将切尔西大学的一块地方划拨给学会,学会在阿伦德尔也得到一块地,但是两次募款建房均以失败告终,只能在福利特大街的鹤庭(Crane Court)购得廉价房安顿下来。18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将萨默赛特宫的几间屋子拨给学会使用,学会这才将会议厅、图书馆、实验仪器和标本藏品集中在一处。而当时政府也仅仅提供了办公地,再无资金或其他支持。
这种居无定所本身是资金不稳定、资源不充足的表现。1686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手稿完成后呈送给皇家学会,学会本欲出资印刷出版,但是出版威洛比(Francis Willoughby,1635-1672)的《赤道鱼类》(De Historia Piscium Libri Quatuor)刚刚花光了经费,就连一般办公人员的工资也发不出,后来还是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慷慨解囊,这部科学史上的不朽名篇才得以面世。牛顿本人当上皇家学会会长之后,学会仍未摆脱窘境。1708年,“热动浆新式船”即蒸汽机船设计方案提交至学会,学会尽管看到其巨大的潜在价值,却无力出资展开进一步研究。牛顿后历任会长也都没有彻底解决经费问题,即便在社会活动能力最强、资源人脉最广的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任内,学会也不过是盈亏参半,勉力维持。总之,捉襟见肘的皇家学会远不是培根笔下富可敌国的所罗门宫,与财力雄厚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形成鲜明对比。1781-1800年皇家学会的收支状况

1781-1800年皇家学会的收支状况

究其根本,皇家学会的“穷”是因为它的机构性质具有双重性。作为科学机构,科学活动的有组织性要求持续、稳定和大量的资金投入与资源支持,显然像查理二世那样将一块奇石、一套玻璃器皿送到皇家学会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作为上层人士俱乐部,为确保机构独立和成员自主,外来资源绝非多多益善,实际上英国科学人“自己也常常拒绝担任学院里的职位或者受到官方的限制”。私人资助制度不是佣金与服务的交换,而是声望与声望的交换。科学资金和资源只是这一交换的附属品,如果再对其以一定的组织结构进行内部再分配,势必无法为某些科学项目提供充分支持,这一点随着科学知识体系本身的发展越来越明显。所以在皇家学会会员看来,助源总是很多,可是助力却微乎其微。20世纪初化学家兼史学家梅茨(John Theodore Metz,1840-1922)如此评论英国的科学精神:“英国的社团或许有时候尊敬和崇拜他们的杰出代表人物,但是却没有为他们提供支持。”
(本文选摘自《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李文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授权,今日热点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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