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疫情之后的城市社会功能建设和城市重振

今日热点 2022-06-23 21:54 17

摘要:从3月底到6月初上海应对奥密克戎流行所进行的疫情防控,成为上海这个现代城市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疫情的扩散说明,在人口高度密集、高度流动性的特大城市,对奥密克戎...

3月底至6月初的上海奥米克隆疫情防控,八年级学生体育课踢球砸到一年级学生致骨折,学校被判担全责成为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疫情的蔓延表明,在人口密度和流动性都很高的特大城市,防控奥米克隆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是相当困难的。疫情防控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暴露出上海城市治理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当前,在上海逐步复工复产、城市振兴的过程中,总结疫情防控对城市发展管理的启示,有助于上海特大城市在未来实现更好的发展。

一是在城市发展中,要进一步加强医疗和公共卫生资源的投入,增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上海虽然是全国医疗卫生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但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水平,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然而,面对新冠肺炎,上海的医疗卫生资源仍然供不应求。然而,医疗卫生服务的缺乏限制了上海应对疫情的能力。为了尽量减少感染和疾病死亡,该市不得不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

这也说明,在城市建设中,既要有足够的应急能力建设避难所和传染病医院,也要完善社区卫生中心的转诊制度,发热门诊的监测、预警和诊疗服务体系,等等。这样,当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等危机事件的影响时,城市卫生和健康服务可以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疫情发生后,该市正在社区和社区层面建设更加广泛和常态化的核酸检测体系。我们可以看到,核酸检测在不同的地方,密度和服务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还需要排很长的队才能拿到核酸检测。这也说明城市发展需要加强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完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从而提高城市应对公共卫生疫情风险的能力。

城市医疗卫生服务是现代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不仅要考虑城市发展的经济功能,还要建设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发展教育、卫生、生态环境、文化、体育等综合社会功能。这些公共服务和社会投资可以提高城市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

第二,疫情防控表明出现依靠强大的基层社会治理。疫情使得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回归到居住社区,增加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压力。如果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能力更强,就能更好地应对面临的困难。在泰国已宣布紧急状态的一些居委会和社区,居民迅速组织起来,交流防疫信息,动员志愿者参与,组织团菜,解决各种生活困难,通过邻里互助组织社区防疫活动。

很多居民觉得在邻里或者楼群内部很长时间都不认识,但是经历了疫情之后,加强了互助,更加熟悉了。个人在城市的生活是相当个体化和原子化的,疫情防控的结果是促进基层社会的发展。如果基层社会在社区层面具有较强的自组织能力和较强的社会资本,将对维护居民健康和提高城市生活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城市的疫情防控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不足。比如社区和居委会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及时,工作简单粗暴,缺乏对居民诉求的及时反馈,不及时了解群众的生活需求,等等。如果

正常情况下,在强大的市场和社会体系的支持下,物资供应、医疗、购药、生活服务等基本生活功能不落在生活区。在疫情控制期间,由于人们的生活已经回归到基层邻里和社区,如果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城市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将面临困难。针对疫情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发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形成多元互动的整体,出现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如“团长”、购物团、社区菜鸟驿站等。基层社会治理机制适应疫情,不断丰富和拓展功能,支撑城市运行和城市居民生活。

疫情后的城市生活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就要通过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来强化城市的社会资本。城市发展要关注基层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发展社区商业网络和地方商业街,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15分钟生活服务圈,建设更加紧密团结的基层社会共同体。只有夯实城市基层社会,才能夯实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基层基础。

疫情防控方面的问题还表现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人力资源不足,能力不足。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庞大的社工队伍。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居委会,其中出现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居委会干部往往是缺乏行政经验的“社区大妈”。他们可能比较热心,也能及时和父母了解和沟通。然而,他们对现代技术了解不足,缺乏公共管理能力。有的居委会干部连智能手机都不用。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遇到疫情管理这样复杂的事件时,就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在另一个极端,一些基层社工其实是政府行政事务的助理,他们的执行效率很高。但他们往往只是简单地在行政机器里上传发布信息,从东到西传播,与基层社区生活社区联系不足。有些街道干部甚至不住在社区或者不想加入社区的微信群,工作方式也比较单一,忽视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缺乏社区工作的灵活性和弹性。

因此,疫情暴露出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亟待提高。特大城市的良好运行是以生活社区为基础的,城市的基层社会治理往往依赖于网格化。环境管理和治安管理,包括疫情控制,在这个物理网格中有优势。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网格中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互动,培养和鼓励人们的社会参与,加强对网格中公共生活的支持。没有这些社会机制,就很难充分保障基层城市管理网格中人们的生活。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构成了现代城市的基本支撑力量,需要形成一个紧密团结、邻里互助、功能完善的基层社区,城市才能运转。

能丰富和有序。这也说明,城市治理现代化并不是在冷冰冰技术网络下的现代化,而需要建成强有力的基层社区自治体系,需要基层社会和政府部门的有效协作。
第三,疫情防控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更加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帮助。疫情中的弱势群体首先是老年群体,老年人口新冠病毒的重症率和病死率本来就更高,而且城市中老年群体疫苗接种的情况相对更低,在日益老龄化城市中的老年群体保护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在疫情防控中,老年群体的生活和健康更易受影响,如不少老年人由于缺乏信息化能力,不会抢菜和团菜,其生活也更容易陷入困顿。特别是一些空巢老人和高龄的孤老,他们在疫情中的生活尤其脆弱。我们看到很多邻里之间对老年人口提供生活照护和真诚关怀,提供药物和食品帮助等生动故事,这映证出“远亲不如近邻”的社区性,也映射出老年人口在数字鸿沟上的弱势性和经济能力上的弱势性。
疫情对弱势群体的影响更大,弱势群体在疫情中受到的损害更加明显。教育程度更高的白领人口、体制内就业人口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较小,在线工作模式使他们能够维持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对于小微企业、餐饮服务业等工作群体,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人口,他们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较大。这些弱势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人口,由于就业不稳定,他们更容易失去生活来源,在城市防疫和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中遭遇差别对待,使他们面临较显著的困难。
因此,城市疫情防控告诉我们的另一点启示是,现代城市需要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通过加强社会安全网对所有的弱势群体提供保护。我们不仅要构造经济繁荣的城市,同时需要建设公平正义的城市,更加重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丘吉尔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危机之所以会是“好”的,是在于其给人们提供经验教训和启示,并且提供新的发展机遇。现代化的超大城市应该具有更加完整的城市功能。上海不仅要成为经济中心城市,也应该更加关注公共卫生、教育、保障,加强社会功能,重视城市公共服务的发展,重视城市的公平和正义、包容和普惠,重视城市基层社会的自治和团结,这样的城市才是人民城市,是以人为本的城市。而在这样的思想理念下完善城市治理,才有利于上海超大城市实现更好发展。
(作者任远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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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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