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毛先生讲《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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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子水先生毛子水先生(1893-1988)原名準,字子水,浙江江山人。关于毛先生的《论语今注今译》,可以谈的很多,得先从其他方面谈起。他既本名毛準,为何又叫他毛...

毛子水先生

毛子水先生。

(1893 1988)原名准,深圳城市轨道里程达431公里 线网密度位列全国第一字水,浙江江山人。毛先生的《论语今注今译》有很多可说的。我们得先说说其他方面。

他的真名是毛准,你为什么叫他毛子水?中国传统对“名”和“字”一直很讲究,用起来总是很慎重。古人的名字被用来称呼我为长者或高级官员(或政府文件)。同龄或晚辈的人不能直呼其名和姓。不经意间称呼他们是“忌讳”,意味着你得小心。如果不小心用了今天的圣旨骂人,轻者可能会夺官位,重者可能会被斩首,一定要非常小心。官话(cs17)有很多规矩,所以古人在起名字的时候也取了一个“字”,普通人也可以这么称呼。名字通常是单个的,而单词大多是双的。名字和词通常有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这些关系有的是连续的,有的是相反的。比如孔子弟子钟繇鲁兹,欧阳修的字咏书(修和永都长),可以算是连续的,而端木词的字。准字水,就是名与义连续性的一个例子。

清末革命,很多传统文化被推翻。毛先生与胡适、是同时代人,属于文化自觉的改革者。他们经常批评“旧”文化,认为它已经过时了。但是他们生在传统社会,真要创新也完全做不到。比如他们有名有词(胡适的词恰如其分,傅斯年的词是孟真)。有时候,他们会不高兴对别人直呼其名,需要直呼其词。还有的不理解或者不理,有的干脆“以字为名”。还好之前没有身份证,改名字很方便。台大之前,有著名历史教授许反对胡适。他的真名是,后来他改名为许。

毛先生早年在北大学数学,但也有很深的国学功底。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带顾杰刚去校外上课,也很了解(见顾杰刚《古史辨序》)。后来公费去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动乱的时候,他的学位还没有完成。他回到中国,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据说毛先生很有学问。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毛老师还在台大中文系上课。可能因为赶着去上课或者其他原因,我没有上他的课。那时候他年纪很大了,听力好像有些问题。偶尔来学校,有人看见他穿着长袍,有时拄着拐杖,一个人进出第四研究室。很少看到他和别人说话。他活了九十六岁,这被认为是长寿。我在硕士班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胡适和傅斯年都死得早,他的大多数熟悉的朋友都不在了。晚辈视他们为清高,他们不敢轻易接触他。我当时觉得,长命百岁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事。胡适(右二)和毛子水(右一)在北沟故宫库房院内,摄于1959年11月。

胡适(右二)和毛子水(右一)在北沟故宫博物院的院子里。它们拍摄于1959年11月。

好像是硕士班毕业的。学院和本科部的学生一起办了一个答谢宴,而且是在一个大酒店里办的。我交了钱,但是人不够,只好参加。因为我是研究生,所以被分配到和老师同桌。我记得被安排坐在林先生旁边,林先生又上去了,就是毛先生。会上,毛先生被拱上台讲话。他走到台上一直说着吻这个词,说他以为二十多岁就会吻,其实没有。后来他去学校教书,以为是要接吻,没有结果。台下的老师和学生面面相觑,等着他继续。他说他今天八十多岁了,直到觉得没有亲亲才知道他的浙江话。它是说“开始”作为一个吻。

我读博士的时候,毛老师开了《中国天文学史》这门课。本来是想考的,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没有选。之后我才想起我一直很后悔。倒不是说我拿了真的能学到东西,而是毛先生是五四运动的人物。和他混熟了也是一件好事,至少知道了更多当时学术界的秘密和故事。后来,的同学周说,他已经选好了。他不仅选了,还带着另一个同学简宗秀一起选。我问,怎么样?周说他第一周见过老师,让他们看《晋书天文志》。然后,到了学期末,他再也没见过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对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越来越好奇。

毛先生写的少一点,市面上找不到他的作品。现在来说说《论语今注今译》,城市里唯一能找到的书。这本书是台湾省商务印书馆40多年前的古籍《今注今译丛书》之一。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毛先生说:《论语今注今译》的初稿是台大中文系讲师宋淑萍女士为我写的。在付印之前,我不时修改,最终稿由张菊英女士修改。考虑到利润和损失,进行了多次修改。

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初稿是宋叔平先生写的,当然是毛先生写的,所以书名的作者是,而是珍妮毛的名字。他在序言中说:“中华民国四十七年,《〈论语〉里几处衍文的测议》我成为一棵草的时候,受到了胡适之先生的严厉批判。现在胡老师已经去世十几年了,这《论语》新注又不能由他更正,我难免为难。”可见写这本书和胡适是有关系的,但胡适所说的“严格批评”指的是什么,书中并没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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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再版的《论语今注今译》

毛先生是革新派,提倡用白话写作,所以他的注与译文,都写得明白易晓,有利初学,这是此书的好处。但他在古注中,喜欢采用比较冷僻的说法,为了把这些大家不熟悉的说法讲清楚,又得多兜几层圈子,使得他的书读起来也不是那么“简明”了。他采用的异说当然有所本,大多是说得通的,但用多了,也有点故意炫奇的意味。
他也喜欢另辟新解,譬如《学而》篇有章谈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程颐说:“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尹焞说:“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洪兴祖说:“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以及最后朱子说:“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四人的说法已周详又妥帖了,但毛先生却硬要反对他们,说这两句的意思是“除了学习德行之外,余事便是读书”。毛先生的意思是行德与学文要“并重”,他特别强调:“躬行学文,两不相妨;修习先后,难以执一。‘余力’的话,读者不可以词害意。孔子话里的‘余力’,似只是要表明躬行重于学文的意思。”
老实说,孔子的真意就是说躬行重于学文,并不是“似只是”,读者作此领会,并没有“以词害意”,毛先生自己也说“除了学习德行之外,余事便是读书”,他也认为学习德行之外,读书是“余事”,余事当指正事做完才做的事,比起正事来,当然要轻缓些,岂不就是“躬行重于学文”的意思,怎可责读者“以词害意”呢?又如同篇有“巧言,令色,鲜矣仁”章,毛先生《今译》中译全句为:“一个人说话中听,面容和悦,不见得就是有道君子!”“鲜矣仁”三字是“很少能达到仁”的意思,跟“不见得就是有道君子”是有差别的,以“有道君子”来形容“仁”也不宜,尤其毛先生在文后用了个惊叹号,语气上的改变,让他有别孔子的原意就更为强烈了,这种译法,基本上都是很有问题的。
毛先生序中有段话很有意思,他说:
俞大维先生知道我从事《论语》的注释,便将他所有而我所没有的关于《论语》的书给了我,并且提示若干对于写作这书的意见。我平生在学问上受到他的益处,自不止在《论语》;但即就《论语》讲,我亦有一个难以忘记的故事。往昔同在柏林时,有一天他对我说,《论语·阳货》篇的“匏瓜”,以讲星名为合:匏瓜记于《史记·天官书》,周《诗》已有箕、斗,春秋时当已有匏瓜的星名了。我虽在大学时即知道皇《疏》有星名的“一通”,但只当异闻。现在听到俞君的话,觉得“择善而从”的重要。这件事影响我后来读书时对先哲学说取舍的态度很大,所以五十余年来没有忘记。
果然在《阳货》“佛肸召”章,毛先生引皇《疏》言:“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时理务,为人所用;岂得如匏瓜系天而不可食耶!”毛先生译文是:“我岂是天上的匏瓜星!怎么能够高高挂着而不让人吃呢!”皇《疏》与毛先生说的,不是绝不能成立,但我总觉得有点别扭,因为匏瓜星名也是从匏瓜得来,把匏瓜解释成一般匏瓜,说“让那匏瓜挂在瓜棚上不许吃,不可惜了吗?”这说法人人都懂,天上有星名匏瓜,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当匏瓜作星名解释时,谁都该知道是不能吃的了,所以此章的匏瓜直接以瓜作解更自然些,一般作比方,要“以近取譬”,没有原本易懂的事,反而要举更难懂的例子来说明的。
像这样的例子书上很多。譬如《为政》篇首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章的意思正如范祖禹所说:“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北辰”当然指的是北极星,朱子说:“北辰,北极也,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毛先生却要把北辰解释成“天的北极”,当然“天的北极”指的还是北极星,但明明有个具体的北极星叫北辰,人人可见,人人皆知,是十分清楚的事,为何不直接使用,又非特叫它是“天的北极”呢?毛先生继续说道:
我们想象,通过地球中心而联地球南北极作一直线,叫做地轴;地轴和地球的赤道圈成正交。地球之外,我们好像看到一个“日月星辰系焉”的天球;我们的地球,就在这个天球里面的正中间浮着,而地球的中心,亦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天球的中心。
毛先生所说在天文学上是正确的,但视我们所居地地方是地球,而地球是圆球形的,有赤道与南北极,而且地球与其他众星一样,是在太空浮着的,这些是在十五六世纪之间,如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才有的看法,之前无论西洋人或中国人,都没有过的。古人称北辰为北极,很简单,即指肉眼所及的北极星,另朱子说北极星为“天之枢也”,也是很早人的认识,因为“列星随旋”(荀子语)而北辰不动。毛先生此处落落长地说了一长段,其实对孔子的话,并没多解释了些什么。
由前面的匏瓜与此处的北辰看,毛先生对古代天文学情有独钟,他在台大开“中国天文学”的课是合理的,可惜的是,《论语》可引证天文学的地方其实不算多。年轻时的毛子水

年轻时的毛子水

《为政》篇有“攻乎异端,斯害也矣”。这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孔子叫人不要研究、讨论异端之学,认为是有害于正学的。而异端之学是指何而言呢?朱注引范祖禹之言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这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孔子时尚未有杨、墨,怎能要孔子反杨、墨呢?程颢则更加以发挥,他说:“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尤盛。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寖寖然入于其中矣。”虽是引申发挥的意见,但诠释古典,严格说来是不该如此的,因为这样下去,就没完没了了。所谓异端,其实就是不合正道且有关“怪、力、乱、神”的极端言之言,因为那些话是无凭无据的,便是孔子所“罕言”的。毛先生书中引皇《疏》说:“异端,谓杂书也。”这说法不见得错,但把异端限制于杂书,无疑缩小了异端的定义。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是以异端为杂书者,乃汉人旧义。”所以将异端指为杂书,或以杨、墨甚至佛书为类,都有引说过当之嫌。这些广义的说法本身不见得错,但扯得太远,往往迷糊了主题。毛先生将此章译成:孔子说:“一个人于修业时而分心于外务,那是有害的。”将攻乎异端说成“分心于外务”,严格说是错的,因为异端绝不等于“外务”,攻者治也,分心也不足解说“攻乎”,“攻乎”有专向某处用功的意思。
毛先生在句读上,也常会有创新,但是否必要,也是可以讨论的。如他把“里仁为美”点成“里,仁为美”,其实多了个标点,并没有为解释增添了什么的作用。他又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点成“吾,十有五而志乎学”,加一标点,意义的作用也不大,又把“志于学”或“志於学”,依汉石经本改作“志乎学”,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当然知道,“于”与“乎”两字形近,传抄时容易出错,真要平实,可在文中加注,说汉石经与高丽本有此异文(《正义》便如此说)便可,而毛先生却直接将经的本文改为“志乎学”,不知是否改得太轻易了?
五四以来的学者,在研究国学时常标举科学,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其实他们走的,也只不过是清代乾嘉之学的旧路罢了,毛先生讲《论语》近乎此。考证之学当然是有贡献的,譬如阎若璩解决了《伪古文尚书》的问题,对重新诠释信史是大有帮助的,但如只在小地方兜圈子,如释匏瓜为星、释异端为杂书,对古书中的义理,并没太大的发明,就觉有些浪费了,要知道像《论》《孟》之类的书,义理才是重镇。
《论语今注今译》的序写成于1975年,毛先生全书写完已是八十二高龄,序中说“张菊英女士于今年跟我结婚以后,于操劳的家务外,又帮我阅读校样,使这书得免去好几处严重的错误”,可见毛先生的勤恳。此书在义理上的贡献民航医院医生被杀虽不甚大,但他有自己的意见与脾气,好与传统唱反调,这个倔强的个性,到老未曾或减,也可视为他生命力的涌现。毛子水和张菊英

毛子水和张菊英

文末,记一段四十年前的旧事。我1981年博士毕业前,规定要参加论文口试前的“资格考”,资格考要选考三科,分两天考完。我们进博士班时没有笔试,只有口试,但入学后要参加资格考,毕业前又有一次资格考。当年台大博士资格考很繁琐,有个规定是之前选过的课(包括硕士班时修过的)不能考,之前考过的也不能考,而且经史子集要分开来考,确实有点繁文缛节(此规定之后修正了)。到博士论文口试前的资格考,我几乎已没有什么可选考的了,后来奇迹式地发现,自己从未修过、考过《论语》,便填上《论语》,另外还要考两科,已忘了选的是什么了。
我在中学教过《四书》,自认对《论语》还算熟的,因此考前也没特别准备。试题看起来都很简易,我把朱子集注中所引的一一列举,洋洋洒洒地回答,想不到负责监考的助教在我旁走来走去,显得很焦虑的样子,这位助教是我们博士班的学长叶国良先生,后来他当过系主任,也当过文学院院长。国良兄在我旁边不断摇头,考试出来他问我说你知道是谁出题吗?我问是谁?他说是毛先生呀,他又问,他出的《论语今注今译》你没看过吗?我说知道有此书但没有太留意,才知道毛先生出题,全都出他跟朱说有异之处,他与我都判定,我这下子准完蛋了!
博士班的同学都知道我出了洋相,当助教把我与另一位选考《论语》学生的试卷送给毛先生批阅时,几个关心我的同学也挤进毛先生的研究室,想看热闹。后来据同学梁文伟说,毛先生先看另一同学的试卷,点头称好,用红笔在卷子上画了个大大的勾,随即给了个八十二分的分数,毛先生继续看我的卷子,他皱着眉看了很久,后来在卷上打了个大叉,梁文伟说这下子完了,不给个零分才怪,想不到走下去,竟然峰回路转,毛先生在分数栏打了个八十分。几个同学后来说,原来毛老师的一百与零,只是八十二与八十的两分之差吧。我听了说,你们知道毛先生最初学的是数学吗?数学家对数字的观念,跟我们平常人是不一样的呀。
毛先生一定看我引用的朱说,也不见得没有道理,虽然在我考卷打了个大叉,却给了个还不算差的分数,可见他虽有时喜欢唱点反调,行事有点古怪,而人却平和大气又宽容,五四时代的人物还是有可敬可爱的地方的。毛先生已不在很久了,这是我始终忘记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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