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书封祀的背后:宋真宗真的以澶渊之盟为耻吗

今日热点 2022-06-22 17:27 18

摘要: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907年,伴随着唐王朝的正式灭亡,天下再度分崩离析。中华大地上,北方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史称“...

天下大势,深圳时装周23日正式拉开帷幕 开启线上时尚科技大秀久合,久合。公元907年,随着唐朝的正式灭亡,天下再次分崩离析。在中华大地上,北方的出现有三个短命王朝,分别是、后唐、后晋、后汉和,史称“五朝”,而南方则诞生了蜀、吴、楚、南汉等一系列小政权政权,史称“十国”。公元960年,赵匡胤成了黄袍,建立了宋朝,重新开启了统一进程。

然而,真正威胁到宋朝统一的是塞北的契丹(辽)政权,它也随着唐朝的覆灭而迅速崛起。公元936年,后唐太原总督石敬瑭与朝廷决裂,向契丹求援。最后辽朝取代后唐,建立后金,于是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所谓十六州,包括五台山以北,以大同为中心的山西北部,雄安以北的京津冀地区。从此,河北失去了抵御游牧骑兵南下的天然屏障。这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如果没有石敬瑭的举动,两百年后女真南下灭北宋,三百年后蒙古继续步女真后尘南下灭南宋,或许都不会发生。

宋初,宋太祖非常重视北方强大的对手辽朝,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把收复岩云放在计划的最后,终其一生也等不到北伐的那一天。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宋太宗即位。公元979年,他亲自率军讨伐北汉,消灭了长城以南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迁至岩云,最终战败。七年后,宋军再次北伐,失败了。自此,唐太宗放弃了收复故土的念头。

公元997年,宋太宗去世,他的儿子赵恒继位。这时候宋和廖的关系比较紧张。虽然真宗和他晚年的父亲一样,无意夺取燕云,但由于宋人两次北伐引起的不信任,契丹铁骑频频南下河北,大肆扫荡掠夺,进行报复。但辽朝虽然在军事上占有一定优势,不时突破宋军边防,进入河北腹地,却无法破坏河北境内宋辽交界的宋防线,只好袭扰撤退。宋真宗

宋真宗

公元1003年,宋真宗的心腹、宠臣王继忠在河北战场被契丹俘虏,并泄露了宋军在河北的军事布置、对敌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于是次年秋,契丹军队在萧太后、廖圣宗和权臣的指挥下,不和宋朝的纠缠,冒险深入,向黄河进发。一旦过了河,大宋朝的首都东京就在眼前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勇的真宗御驾亲征,也来到了黄河岸边,并踏上了昔日敌人的前线。

两军对峙,决战,对双方都是生死抉择。对于宋朝来说,如果出了问题,皇帝可能会被俘虏,首都可能会沦陷。对于辽来说,战败的结果同样可怕。不仅契丹军队回不了塞北,政权的三个主要头目也会被囚禁。就这样,公元1005年初,平静的双方终于走出了宋朝两次北伐带来的信任危机,缔结了元元之盟,迎来了双方都渴望的和平局面。元《契丹还猎图》

袁《契丹还猎图》

第一,天书印章的意义

北宋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真宗向文武百官宣布,去年十一月底,玉帝派使者面见天下之主,并告诉他,如果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祭祀

同年,天书两次来到人间,一次在皇宫,一次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名山之巅泰山。泰山封禅仪式,即祭祀天地,被视为世界和平的象征,也是帝王最荣耀的事件之一。在秦始皇和汉武帝之后,只有刘秀、东汉光武帝、唐高宗的李治和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有机会享受这份荣耀。现在,天书的到来,让相隔两百多年的盛典顺理成章。10月,泰山在宋真宗关闭了!寂寞的泰山终于再次迎来了——的高光时刻。可惜,这是最后一次。

从此,在当朝宰相的带领下,举国为之疯狂,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出现,的奇花异草所谓的一茎两穗的金灿灿,枝桠齐长的盘根错节的木头,甚至还有黄河变清之类的各种吉祥之物。

三年后,真宗应百姓要求,来到山西汾阴(今万荣县),汉武帝在此建后土庙。他又一次模仿唐玄宗,以极其隆重的仪式亲自祭祀了后土。

此后,一波又一波的新发现不断将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文献中对祭天圣书(东临泰山,西临汾阴)的由来有明确的解释:自契丹入朝,朝廷与之无涉,寇准颇以其功绩为荣,虽亦被世人视为极廉,王钦若亦深受其害。过一会儿,他必须先撤退,去照看太阳。秦若隐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国立功乎?”尚:“当然。”秦若道:“没想到陛下会这样说。陛下并没有以轩辕之战为耻,反而说他一定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为什么?”他吓了一跳,说:“为什么?”秦若曰:“虽城下之盟,春秋时为小国所耻,今则为城下之盟。多丢人啊!”我答不上来。

当初王钦若在城下与其结盟灭寇准,却一直心怀不满。他问秦若:“你今天要做什么?”秦若厌兵,曰:“陛下可带兵取蓟,以刷此耻。”他说:“河月生灵只能歇息,我却不忍心被赶回去送死,急死你了。”秦若曰:“陛下不用兵,应是大功。可以降服天下,自诩为荣弟。”

。”上曰:“何谓大功业?”钦若曰:“封禅是已。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
寇准是北宋前期的名臣,澶渊之盟中立有大功。第一则记载是说,他的对头王钦若为了排挤寇准,刻意在真宗面前贬低澶渊之盟,称之为“城下之盟”,即被对手逼到墙角,不得已之下树了白旗,换来的所谓和平条约。澶渊之盟能被比拟为城下之盟,是因为当时辽军深入宋朝腹地,真宗以“万乘之贵”亲临黄河岸边的澶州时,契丹大军就在城下。据说,在王钦若的提醒下,原本因澶渊之盟得意扬扬的真宗一下子变了脸色,话都说不出来了。
第二则记载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王钦若为了掀翻政敌寇准,诋毁澶渊之盟,让宋真宗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为了帮助皇上重新振作,王氏出了个主意,建议举行封禅大典,以此“夸示戎狄”,洗刷耻辱,用盛典向契丹证明,宋朝才是真正获得天命的正统所在。不过,封禅得有理由,最好是天降祥瑞,“希世绝伦之事”。就这样,天书出炉了。寇准

寇准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相信以上记美国大选几天出结果载,认为天书封祀是做给以辽朝为代表的四夷看的,是为了消解城下之盟的屈辱,重新树立大宋的伟大形象。但近年来,不少学者针对这一看法,发表了修正意见。邓小南指出,从天书记载的内容看,其意义“不仅在于慑服北使(鹄按:澶渊之盟后逢年过节来宋朝的契丹使者)乃至外夷,更是要告谕海内,宣示给自己的臣民”。“对于赵恒来说,太祖建立的大宋皇权的权威,有必要再度向臣民隆重证明。”张维玲则将这一事件放在五代宋初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有力地证明了天书封祀是宋初君主走出五代、重塑太平盛世的关键一环。这些研究事实上将天书封祀中的辽朝因素挤到了边缘,为我们展现出这场运动的真正渊源与动力,从而为自北宋中期以来这段历史阅读者的普遍困惑——为何以宰相王旦为首的朝中君子不仅没有阻止,反而积极参与其中——提供了较合理的答案。
不过,即便是被削弱的契丹角色,在天书封祀的阐释中依然是个不谐之音。太平盛世并非可以任意塑造。张维玲指出,虽然宋太宗数度欲行封禅,终因时局不符合太平的条件而作罢,而真宗朝与辽国以及割据夏州(今陕北榆林)的党项势力达成了和平,才使封禅得以可能。那么,到底真宗朝宋人如何看待澶渊之盟?如果盟约被视为屈辱的城下之盟,天书封祀的目的之一(即便只是之一)是夸示四夷,以此为遮羞布,那所谓的太平无非自欺欺人而已。我们就仍然必须追问:王旦等君子为何如此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旷日持久的追逐皇帝新衣的荒唐闹剧?
笔者曾对澶渊之盟的过程做过详细分析,指出真宗没有畏懦怯战,表现可圈可点,并无屈辱可言。本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盟约签订后宋朝君臣对盟约的看法。事实上,澶渊之盟后,北宋朝野上下,举国欢腾,普遍相信安史之乱引发的混乱局面,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至此才真正终结,可与开元之治媲美的盛世已经到来。东封西祀并非粉饰太平,而是真心实意的庆典。
二、时人的认识——屈而不辱
为人深信的天书封祀起于城下之盟说的证据,除了上引记载外,在史料中找不到其他有分量的佐证。对于上引记载的真实性,杜乐已表示出疑虑。而笔者以为,此事断不可信。
王钦若构陷寇准说要想成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澶渊之盟的主角是寇准,而非真宗本人。但笔者此前已揭示出,虽然一度出现过短暂且合情合理的犹疑,真宗表现相当果敢,从亲征到盟约,都是他本人的主动决策。寇准固然立有大功,但也不过是辅助真宗而已。那么,王钦若诋毁澶渊之盟,就等于当面扇真宗一个大耳光。这,可能吗?
再者,澶州城下,主动权在宋而不在辽,宋方可战可和,形势对契丹更为不利。是真宗主动选择了求和,是双方都有意求和,而非宋人在辽军武力威胁下不情不愿地签订屈辱和约。即便和约已定,契丹仍不无惶恐,生怕退兵之际被宋军围堵追杀。当时也的确有武臣请求阻截辽兵,但真宗没有采纳其建议。此举并非出于懦弱畏敌,而是顾全大局。事实上,对于退兵之际劫掠宋朝百姓的契丹部队,真宗下令予以痛击,并与辽方交涉,要求释放所掠宋人。契丹因此约束部队,规规矩矩退出了大宋疆土。
近四十年后,辽朝乘西夏叛乱之机要挟宋朝,名臣富弼为此出使契丹。面对辽主,富弼有这样两句话:“北朝(契丹)忘章圣皇帝(宋真宗谥号)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这是说,如果当初真宗采纳武将的建议,在澶州到宋辽边境这近千里的路线上,层层设防,契丹大军恐怕会全军覆灭。要知道,这是谈判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岂不弄巧成拙?
又过了三十多年,宋神宗在位时,宋辽发生边界纠纷,皇上向元老重臣征求意见。曾经担任宰相的曾公亮认为不能让步,如果因此谈判破裂,契丹入侵,宋朝完全有能力抵抗侵略者。为了鼓起神宗的勇气,曾氏举澶渊之盟为例,称当时辽军“一遇(真宗)亲征之师,狼狈请盟,若非真宗怜其投诚,许为罢兵,无遗类矣”。试想,如果澶渊之盟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而曾公亮颠倒黑白、编造谎言,他就不怕谎言一旦被戳穿,反而会提醒神宗契丹很可怕吗?
随后,宋朝派出大科学家沈括去辽朝谈判。沈括当面斥责辽人不义,指出:“往岁北师薄我澶渊,河溃,我先君章圣皇帝不以师徇,而柔以大盟。”强调当时形势对契丹非常不利,如果不是真宗主动选择了和平,辽军命运会很悲惨。与富弼相似,沈氏在外交场合提及此事,若是无稽之谈,岂非自取其辱?
要之,富弼、曾公亮、沈括三人的说法,容有夸张之嫌,但无疑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的:澶渊一役,宋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差,辽方的处境更为凶险——孤军深入千里,顿兵坚城之下——对宋而言,盟约的签订谈不上屈辱。
而史书记载王钦若进谗言诋毁寇准之后,面对辽使时,宋真宗仍然表现得非常平和与自信。就在天书降临的前夕,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契丹使者耶律元在东京汴梁招待外国使节的宾馆中,每天都能听到宋军操练的战鼓声,宋方接待人员恐怕引发外交争端,搪塞说,这是民间在演戏,在大摆宴席。消息传到真宗耳中,他对宰相说:“不若以实谕之。诸军比无征战,阅习武艺,亦国家常事耳,且可以示无间于彼也。”皇上的意思是,不妨实话实说,现在两国和好,宋军不用再出征打仗了,就必须保持演习,这是一个国家军队的正常状态,并非是为进攻辽国而备战。真宗认为,坦诚相待,反而能增进双方的互信。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真宗不卑不亢,完全不像一个内心有浓重阴影、马上要着手一项旨在挽回面子的自欺欺人的荒唐事业的人。
后来,在天书封祀运动如火如荼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山东登州(今蓬莱)的地方官向朝廷报告,已经断绝与宋朝朝贡关系多年的高丽,突然派遣使者跨海来到登州,声称要到宋廷朝贡。地方官不知所措,请求中央指示。宋真宗召集宰执商议。王旦说,高丽历来是中原王朝的附属国,契丹崛起后被辽朝控制,与大宋断了来往。现在宋辽和好,高丽主动来朝贡,应该允许使者到京城来朝见皇上,契丹方面一定不敢有什么非议。而且使者离开高丽时,辽朝一定已经获知此事,如果契丹使者问起来,可以坦诚相告。
王钦若则有顾虑,高丽主动上门,恐怕是辽丽关系出现问题的缘故,如果允许高丽使者来京,时间上正好会撞上辽朝使节,难保不发生事端。但王旦坚持认为,四夷来中国朝贡,再正常不过,至于辽丽之间产生嫌隙,那是两国自己的事,宋廷保持中立即可。
最后,真宗夸奖王旦“卿言深得大体”,在京城正式接待了高丽使者。如果真宗心虚,以澶渊之盟为耻,不大可能如此胸怀坦荡,不在契丹面前遮掩宋朝与高丽的交往。宋真宗

宋真宗

澶渊之盟的内容,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宋辽皇帝兄弟相称,两国遵循严格的平等礼仪进行交往。其二,宋朝每年交付辽方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白银,作为契丹放弃“关南”领土的补偿。所谓关南,是指石敬瑭所割燕云十六州中,后周世宗柴荣于公元959年(即宋朝建立前一年)北伐时夺取的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
虽然宋方做出了巨大让步,但在当时人看来,虽屈而不辱。堂堂天子,与北狄平起平坐,靠岁币换取和平,固然不是荣耀,然征诸历史,中原王朝称臣外夷,不乏其例,大宋与契丹兄弟相称,算不了什么。而中原与外夷交往,历来是赔钱的买卖。汉初对匈奴,同样靠岁币买和平,刘邦死后主掌朝政、威风八面的吕后仍不得不忍受奇耻大辱。而澶渊之盟规定,三十万金帛“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因为双方遵循严格的对等原则,宋朝只负责将岁币搬运到边境雄州(宋辽河北边境最重要的城邑,今河北雄县),由辽方自己来取。也就是说,至少在形式上,岁币的交纳并没有以弱事强的谄媚味道。
事实上,直至庆历增币发生之前,双方使节往来严格遵循平等原则,虽然偶有斗法,但宋人有礼有节,契丹并没有占到便宜。与汉唐初年向北狄屈膝相比,宋人没有理由感到羞耻。更何况,岁币并非无偿付出,而是辽朝明确放弃关南故地的补偿,对宋人而言,收获不可谓不大。澶渊之盟后,宋朝下层官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大臣普遍表示支持。
景德二年(1005)二月,曾于太宗、真宗两朝三次出任宰相的吕蒙正,向真宗请求离开汴京,回老家洛阳养病。真宗召见慰问时,吕蒙正说:“北戎请和,从古以为上策。今先启诚意,继好息民,天下无事,惟愿以百姓为念。”宋朝前期,三度拜相的,除了宋初名臣赵普外,就只有吕蒙正了。这样一位元老重臣,对澶渊之盟评价很高。
景德四年十一月,天书降临前夕,真宗与枢密使王钦若、枢密副使马知节等谈到外患,马知节说:“西、北二方,久为外患。今契丹求盟,夏台请吏,皆陛下威德所致。”所谓夏台,即割据夏州的党项李氏。宋辽澶渊之盟后,李氏也俯首称臣。马知节是王钦若的死对头,他在王氏面前如此颂扬澶渊盟约,却没有见到王钦若反驳。
同年十二月,真宗对宰执谈道:“比者,武将戎臣,多言与契丹和不便。”说武将对澶渊之盟颇有异议。而宰相王旦指出,文官中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但王旦同时强调,国家与契丹讲和三年了,士兵不用再上战场拼命,朝廷省下了巨额开支,而河北的老百姓也不用再为军队后勤疲于奔命了,对各方的好处都非常明显。副宰相冯拯则说:“边方不宁,武臣幸之以为利。”认为武将之所以反对和议,是因为边境安宁了,武将们就缺少了立功的机会。
王钦若需要进谗言,才能打击寇准,这种说法本身也暗示当时舆论并不以澶渊之盟为耻。相反,泰山封禅大典完成后,王旦评论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昨陛下登封告成,天地助顺,盖人事和而天象应也。”每年交给辽朝的岁币,不过是和议前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一,而宋朝人民,尤其是河北老百姓,从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王旦指出,封禅庆典能顺利完成,没有出现异常天气或其他干扰性的异常事件,离不开老天的帮忙。而老天所以赐福,是因为“人事和”,即澶渊之盟的达成给大宋带来了一片祥和。
张其凡曾高屋建瓴地指出,“(天书封祀)闹剧的发生,与中唐以后二百多年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澶渊之盟后,“困扰中原士民二百多年的内乱外患,均告消除,社会进入了二百多年来从所未有的和平安定时期”。太平盛世成了当时人的共识。
宋神宗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提到真宗封禅泰山时说:“盖自天宝之末,宇内板荡。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虏,犹间入窥边。至于景德二百五十余年,契丹始讲和好,德明亦受约束,而天下销锋灌燧,无鸡鸣犬吠之惊,以迄于今。故于是时,遂封泰山,禅社首,荐告功德。”意思是,天宝末年,天下大乱。真人(赵匡胤)建立宋朝,平定天下,但西、北两方面还分别存在夏州割据势力与契丹辽国,不时入侵。到景德元年离天宝末年二百五十多年了,才与契丹实现和平,党项李德明也接受了宋朝臣属的地位,从此不再有战争,天下的老百姓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一直到今天。曾巩认为,通过澶渊之盟,真宗为唐玄宗末年安禄山叛乱引发的长期动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正是因为澶渊之盟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真宗才会去泰山封禅,向天地报告喜讯。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真宗朝君臣上下,举国若狂,最初都毫无保留地投身庆典。也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真宗在天书封祀运动中,亦步亦趋地效仿唐玄宗。道教信仰固然是原因之一,宋真宗以此宣示天下,开元盛世再度降临,也是关键。二百五十年纷乱,终于彻底结束了。对于澶渊之盟,真宗恐怕很得意。
但历史的吊诡是,约四十年后,庆历增币打碎了盛世幻象。在契丹赤裸裸的落井下石、恐吓要挟面前,宋人感到了屈辱。增币之后,富弼因谈判有功晋升翰林学士,但他坚决拒绝,理由是:“增金帛与敌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李德明的儿子、反叛的党项首领),未暇与敌角,故不敢以死争尔。功于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虽然一矢未发,一兵未交,庆历增币才是真正的城下之盟。
本文节选自《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的第一章,作者林鹄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副研究员,原题为《狂欢:天书封祀的缘起》,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林鹄/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5月版

《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林鹄/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2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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