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会︱海外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命理与数术

今日热点 2022-06-22 09:22 20

摘要:2022年6月15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海外汉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命理与数术”讲谈会于线上召开。本次讲谈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戎...

2022年6月15日下午,深圳发布“一厅联办”暖心政策 实现来一次就办结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古代命理学与海外汉学视角下的命理学”讲座在线举行。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年轻副研究员荣恒英主持。两位发言者是法国远东研究所(EFEO)的Alain Arrault教授和法国雷恩第二大学助理教授Radu Bikir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兴、吴能昌与他交谈。

报告正式开始前,荣恒英对本次大会的主题“命理学与命理学”进行了介绍。她向观众介绍了法国汉学家对中国传统占卜与社会关系的重视,以及相关的研究传统。

华兰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历法:算术的普及》。首先,他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六种命理及相关文献:天文、历法、五行、龟、杂业、形法。然后对以前出土的历书中“观日”和“观日”的名称作了简单介绍,指出“观日”一词仅在公元450年出现于出现,后来发现于《历日》,684,出土于吐鲁番。接着,他以貘山二号汉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前134年)历书和睡虎地秦简牍《日书》为例,分析了历书和日书的信息构成。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华兰注意到了与“历法注释”相关的内容,并对京都大学《大唐阴阳书》馆藏中发现的《开元大衍历注》和1989年敦煌写本《具注历日》 (P.2705)进行了系统分析。

最后,华兰得出结论,从历法到日历日有明显的演变。日历日是秦汉历法和日本书的结合,所以更容易解释。这代表了从秦汉到初唐,选择性命理学逐渐从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转变为大众知识。但他也提到,虽然识数的选择变得更加流行,但由于民众的识字率和日常流通,它仍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和应用的技术。华澜教授发表报告

华兰教授作了报告。

安度博士以《宋代卜筮的超越性与内在功利性:以洪迈《夷坚志》为中心》为报告题目。他首先比较了西方和中国的占卜研究方法,提到中国的命理学与西方研究语境中的人工占卜接近。他注意到《夷坚志》中有不同类型的占卜师,其中有以超验灵感占卜的魔术师,也有单纯依靠技术、生活经验等经验进行预测的人。他将这两种类型划分为超越性的功效途径和内在的功效途径。

安度在《夷坚志》用“王郎仙”和“杨楚玛”两个故事论证了技能数的超越之道。王朗贤可以不受数字知识的限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自由解读占卜图像。但杨楚玛天生就有异于常人的特质。他可以随时解读和使用因果、命运,也可以使用“把剪纸当骡子”这样的神奇法术。安杜推测,塑造的杨楚玛形象,可能与当时张信仰的流行有关。在这两个故事中,拥有超验力量的魔术师表现出了接近神仙形象的一面,他们能够凭借灵感和力量进行预测,而不是局限于形状和经验。

然后,安度在《梦溪笔谈》中提到,用文字欺骗别人的推销员,导致了相对于超越之道的体验装置。他分别在《夷坚志》和《太平广记》中提到了曹、僧为胜、边安术士和孙以及陆启清的故事。曹徐人杰不能预言,但他可以通过简单的媒人达到与灵验魔术师相同的效率。盛和尚和边安术士已经说明有一定的技能经验,但不可能完全准确。前者虽然对占卜一知半解,但解出来的占卜意义与最后实际应验的占卜图像大相径庭。后者虽然能有效预测他人的命运,却没能计算出自己的死亡日期,最终死去。孙和卢却可以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在完全不知道底细的情况下,准确判断一个人的未来巴基斯坦总统的诊断。这些故事中的主角没有超验的灵感,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经验,这也有助于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做出预测。在报告的最后,安度介绍了他的研究灵感来自于他在学习,《周易》的经历,并提到识数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安度博士发表报告

安藤博士发表了一份报告。

吴能昌负责评论华兰的报告。首先,在对法国汉学的占卜和历法研究进行了总体回顾后,他认为该报告呈现了知识社会的历史,具体而言,是命理学或社会天文文献的社会史研究,重点关注了关注,的命理学与社会的关系,并提醒大家注意秦代和敦煌的历法与后世、黄历的历法之间的内在渊源。随后,他指出,很多在唐代被官方视为阴阳混合的内容,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被后世的历法或通书所收录。对于报告的核心话题“算术的普及”,评论者从历日看算术的普及程度进行了讨论,指出人们趋吉避凶的需要,民间(非官方)历日和一般书籍的编纂和流通应是普及的重要推动力。对于民众来说,历法和通书不仅可以根据其内容来求吉避邪,在后世,通书本身也被民众视为具有驱邪功能的实物。值得注意的是,普通人虽然在家庭、社区遇到问题或举办重要活动时会参考一般书籍,但更多的是需要或倾向于寻求吉祥专家的帮助。最后,吴能昌以玉卜为参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些命理术没有普及或者没有普及?

通过历日达到其通俗化,甚至有没有反向的一个过程,即原先在普通民众中间较为流行的知识和信仰实践逐渐被特定的人群所掌握?巫能昌进行评议

巫能昌进行评议

王兴则是针对安度的报告进行评议,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以康儒博(Robert Campany)教授关于中国早期神异纪事的研究作为出发点,将其运用在对于《夷坚志》的思考之中:在理解文本中神异与超验的纪事时,要如何正确地理解其中的内涵?王兴借助其中有关谢石的记叙,谈到同一人物的不同故事可能具有不同的转述者或来源,从而《夷坚志》文本本身就已经形成一种矛盾和张力。其次,王兴又就应该如何去理解理论与秘密知识之间的关系提出问题与看法,他谈到自己的著作Physiogomy in Ming China:Fortune and the Body中,就分析了在相术中存在的书本理论知识与真正实践的技术秘诀之间的差异。同时他对于安度在报告中所提及的种种内在经验式的技术提出了疑问:这种内在经验到底是否被视作数术,还是仅仅认为其是一种单纯的常识。最后,王兴又以“十三簧”作为例子,谈到骗术与占卜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在已经被归入到数术体系中的内容,也有可能仅仅只是一种心理游戏,而非占卜,比如晚明周亮工《字触》中记载的拆字技术。对于王兴提出的问题,安度谈到超验灵感与内在经验并不是矛盾的一组概念,而是存在一种比例上的关系。同时,他表明自己对于《夷坚志》研究的主要意义和价值是去分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是如何去理解数术与术士。王兴进行评议

王兴进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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