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细节︱枪支暴力是个什么问题?

今日热点 2022-06-21 13:50 15

摘要:美国又发生了群体性枪击事件。5月24日德州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枪击案19名儿童和2位教师的尸骨未寒,6月4日费城南街又响起致3人死亡的枪声。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网...

美国又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5月24日,山西太原阳曲县发现1例复阳人员美国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罗布小学19名儿童和2名教师尸骨未寒,6月4日,费城南街响起枪声,造成3人死亡。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截至6月10日,美国今年已发生165起出现大规模枪击案,伤亡450人。经合组织国家中,2019年,美国每10万人死亡率高达4.12,加拿大为0.5,英国为0.04,日本仅为0.02。皮尤中心2021年4月的民调显示,高达94%的美国人认为枪支暴力是一个问题,而48%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问题是——枪支暴力,这个美国人眼里的“大问题”。这是什么?

这无疑是一个法律问题,涉及到立法、执法、司法的方方面面。在立法层面,根据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所2018年的一项研究统计,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但全球劫掠者的46%在美国;每100名美国公民拥有120.5支枪,是第二名也门的两倍多。这背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美国法律在控制公民枪支方面存在问题。

事实上,联邦和州立法应加强还是放松枪支管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政治和法律角力场的争议话题。2020年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从1989年到2014年,在造成4名或更多无辜者死亡的大规模枪击案发生的一年内,上升各州关于枪支管制的立法或修正案数量平均为15%,这无疑反映了悲剧引起的舆论压力。但这些立法或修订动议并不总是获得通过。

在共和党议员在国会占多数的那些州,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上升放松枪支管制的法律数量会更高。这反映了美国民众对“防止枪支暴力的正确方式是什么”的不同理解:根据皮尤调查中心2021年的民调,53%的美国公众认为应该收紧枪支管理,但其中47%的人主张进一步放松。

在舆论处于一端、政治立场两极分化的当下,罗布小学枪击案发生几个小时后,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法案,提高购买半自动步枪的年龄起点,禁止15发以上弹药的弹匣,相当罕见。但该法案获得参议院通过的前景并不乐观。

在执法层面,在美国控枪法律一直相对宽松的背景下,有限的控枪法律实际执行情况仍不尽如人意。根据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的统计,从2016年到2020年,-,执法机构共收缴了1277439件用于犯罪的枪支,其中99256件是非法走私的。仅在2019年,美国各州就有多达15300起涉及非法枪支的逮捕。

在司法层面,联邦最高法院如何解释宪法第二修正案一直是个风向标。在2008年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中,哥伦比亚特区的枪支管制法规定,除了执法人员和法律颁布前(1976年)拥有手枪的人之外,所有人都禁止持有手枪。本案被告迪克海勒(Dick Heller)因居住在犯罪多发区,以自卫为由申请持有手枪。被拒绝后,他向法院起诉。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以5:4票的微弱多数裁定哥伦比亚特区的枪支管制违反了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重申了许多美国人心中的持枪抵抗暴政的神圣权利。

在大规模枪击事件结束时,大约三分之一的肇事者会被杀死或自杀。剩下的三分之二将在保留死刑的27个州面临死刑,在其他废除死刑的州面临终身监禁。各州法院的此类判决,从法律推理和判例创造上来说,谈不上复杂或新颖,只是以一个“普通”的判决守住了正义的底线。

这样,枪支暴力问题首先甚至主要是一个法律问题。然而,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律

s-death-rate-by-raceethnicity/?currentTimeframe=0&selectedDistributions=white--black&sortModel=%7B%22colId%22%3A%22Location%22%2C%22sort%22%3A%22asc%22%7D">统计,2020年,美国每十万因枪支暴力致死者中,黑人是白人的三倍,在某些州这个差距更大,例如在新泽西州,这个数字是近六倍,伊利诺伊州则是近九倍。15-34岁的男性黑人总数只占美国人口的2%,但占枪支致死者总数的38%
关于这些差异,美国流行一种“黑吃黑”的解释,认为黑人更多成为枪支暴力受害者是因为黑人群体内部犯罪率更高。但这与事实不符,因为美国司法部数据显示:1980-2008年间,白人对其他白人的犯罪率与黑人对其他黑人的犯罪率大致相同。更何况美国黑人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几率比白人高近三倍;1982-2022年间发生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白人枪手要比黑人枪手多三倍
在此背景下,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评论指出:“枪支暴力是美国种族和不平等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其反映了既存的社会不公,也使年轻黑人,尤其是年轻黑人男性摆脱贫困和暴力困难重重。”
由此可见,枪支暴力也是一个贫富差距问题。一项对2015年全美48个州13060名枪支暴力死难者的研究指出:代际社会流动性提高能减少25%的枪支凶杀率。而根据2019年的一项经验研究,在美国,基尼指数与枪支凶杀率呈正相关关系——特定县的基尼指数值每增加切尔西克林顿 4%,枪支凶杀率就会增加约 60%。2021年的一项研究则表明:那些生活在贫困度最高的县的美国年轻人死于枪支的风险,要比生活在贫困度最低的县的美国年轻人高出两倍以上。
2000-2015年间美国发生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45%的枪手处于失业状态。正因如此,当今年二月拜登总统与纽约市长、警察局长及其他官员讨论如何有效治理枪支暴力时,众议院议员贾马尔·鲍曼直陈:“为了防止枪支暴力,我们必须解决其根源:贫困、住房和食品匮乏、收入不平等、公共服务缺失、学校和幼儿教育经费不足,以及经常出现的绝望感。”
除此以外,枪支暴力还是一个性别平等问题。据统计,美国1966年至今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95.7%的枪手是男性;1982年至今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男性枪手是女性枪手的四十一倍。对全美2014-2019年群体性枪击案的分析表明:68.2%的案件中,枪手残杀的是家庭成员或伴侣,且都有家暴史。1976-2019年间,美国平均每月有54名女性死于男性伴侣的枪下。2018年的一份调查指出:约有 450 万美国女性曾被伴侣用枪威胁。2021年,美国白宫首次发布《实现性别公平和平等国家计划》。该计划坦承:“亲密伴侣暴力和枪支暴力在美国是一对致命的组合,近一半的女性凶杀案受害者是被现任或前任男伴杀害,非致命性的枪支使用尤其让女性处于危险之中。”
当然,除了是法律问题、种族问题、贫富问题和性别问题,在美国,枪支暴力还是选举问题(考虑到“全国步枪协会”作为游说团体的巨大影响力)、政治问题(考虑到警察与非裔美国人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教育问题(考虑到近一半美国人并不认为控枪是解决枪支暴力的好办法)甚至是体制问题(考虑到美国长期被诟病为军工复合体)。
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甚至互为表里。譬如黑人女性被伴侣枪杀的可能性要比白人女性高两倍——很难说性别和种族在这里谁是标、谁是本。然而,区分标与本或许本不那么重要,因为批评“治标不治本”指向的是要努力治本,而非放弃治标。
社会成员之间的暴力,在法庭上会被也应被浓缩为犯罪行为与刑法规范之间的映射,那些种族压迫、贫富鸿沟和性别不公等非法律因素由此将很大程度上被选择性忽视。这是司法简化生活事实、节省运行成本之举。但如果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裁剪规定为主导甚至唯一的视角,并把非司法视角贬斥为无事生非或居心叵测,那这即便不是在试图捂盖子、扣帽子、打棒子,也至少会让社会失去一个深度反躬自省的机会。
二战结束前夕,丘吉尔尝言:“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任何一场令社会震惊的暴力事件,在以下意义上都可视为“一次好的危机”:善良的人们从极少数社会渣滓令人发指的罪行中,照见了自身对邪恶的愤怒,亦窥见了一个社会仍然存在的深层脓疮。仅仅因为白人、富人和男人也可以是暴力个案中的受害人而非加害者,就一笔勾销种种数据反复表明的种族、贫富和性别问题,只能是掩耳盗铃的鸵鸟战术。承认、尊重和运用这些非法律的视角,既非否定暴力行为首先是个法律问题且最终要让罪犯伏法,也不是为了挑起人群对立,而是要呼吁全社会正视实际且长期存在的非法律的系统性问题,如此方能群策群力地化危为机。
一个社会,若不敢正视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只愿把视野局限在个案的零敲碎打,甚至生怕有人道破法律问题之外的深层弊病,那其必然是虚伪和虚弱的。丧钟为谁而鸣,这是一个问题。
-----
彭錞,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 这篇文章还没有收到评论,赶紧来抢沙发吧~
关闭

用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