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黄河文化学科体系:山西大学召开黄河文化内涵研讨会

今日热点 2022-06-20 12:21 16

摘要:2022年6月10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胡英泽教授组织、发起的“黄河文化话语方式与内涵挖掘学术报告(一)”在线上召开,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

2022年6月10日,伊朗和委内瑞拉签订20年合作计划,涵盖石油等多领域的合作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胡颖泽教授组织发起的“学术报告一”在线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聊城大学等高校的200余人参加。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黄河文化对中央媒体评价八胞胎事件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什么是黄河文化?如何开展黄河文化的研究?黄河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将黄河文化研究落实到国家重大战略的具体实践中?这是目前最重要的学术问题。因此,吸收各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运用系统的学术术语、核心概念和逻辑结构,形成历史叙述和内涵挖掘的方法论,构建黄河文化的学科体系,是最高的学术使命。《黄河文化话语的方式与内涵学术报告(上)》就是围绕这些重要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

黄河文化的研究应以黄河为母体,黄河河道的形成和演变是重要基础。《龙山时期黄河下游演化与治水文明的兴起》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利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许主讲,探讨了龙山时代黄河下游的河道演变及治水过程,认为龙山时代及地质时期黄河下游的演变是历史时期黄河河道变迁的预演。历史时期,黄河多次由北向南改道,有重要的地质原因。华北平原的基底结构决定了黄河的走向。黄河古洪道带主要包括雨荷河的今洪道带和黄河以北韩志河的洪道带;黄河以南吉水分洪区、汴河分洪区和水影分洪区;现在的张子河漫滩横跨黄河。史前时期,黄河多次长时间占水,入侵淮北平原。水的供应与黄河和淮河密切相关。龙山时代黄河的演变与当时的气候环境、地质灾害和构造活动密切相关。在没有人工堤防的情况下,黄河下游的支流分流,处于自然泛滥状态。龙山时代先民的大规模治水,发生在黄河干流北返河北平原之后。在古代兖州、禹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安徽)地区,人类利用水土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化,通过适应河道变迁的新格局来调整当地的水土环境。龙山时代黄河的迁徙过程与当时人类族群的迁徙密切相关。不同民族在治水过程中保持着频繁而长期的文化和社会融合。最后,龙山晚期的社会民族通过治水,与各民族和睦相处,实现了中原各民族的融合。各方组织起来成为治水的基本力量,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以夏后氏为核心的统一国家最终形成。中国各种古籍记载,堆积了200多年来龙山文化晚期先民治水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传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创世故事。人类的大规模治水与社会形态的转型和国家形态的形成有关正是大规模治水工程催生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的国家机器。灾难挑战人类,危机却是文明发展转型的契机。黄河的变迁是中华文明不断融合、发展、演变的历史。

景观是指人们在长期与景观相互作用的实践中创造和形成的精神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在景观环境中。然而,很少有人看到关注景观在地理空间上的“长期”扩散。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杰生教授的讲座《历史景观的“复制”与“再生”——以黄河“龙门”为例》在这一期很独特,具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从黄河“龙门”的景观原型和意象来看,“龙门”二字出自《尚书禹贡》,即“龙门西河”。“禹凿龙门”的故事始于先秦,至汉代深入人心。起初,龙门山的地理位置没有受到批评,龙门山横跨黄河两岸,西岸是陕西省韩城市,东岸是山西省河津市。汉代“龙门”景观被复制再生,出现修建了一阙龙门和“于越龙门”。一阙龙门与大禹治水有关,成分并不复杂。“两山相对,又似缺水,伊河北流”与“龙门”同出一辙。从东汉到南北朝,“龙门”景观的内涵和意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充实。隋代是龙门山水再现的重要关键点。东洛阳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伊阙的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其“龙门”之名也是公认的。隋唐时期,河东龙门与义切龙门并列,多有学者称赞。北宋以后,龙门景观传播速度明显加快,江南“龙门”景观呈增多趋势。这与唐五代以后的多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以及由此引发的南方开发和地理探险密切相关。明清时期,龙门山水的复制过程达到顶峰,遍布全国。“龙门”景观繁衍再生的内在动力是中国的水利建设,大禹治水是公认的最重要因素。“龙门”景观的再现与再生,不仅揭示了黄河文化在黄河流域的传播,也展示了长江流域乃至从黄河流域扩展而来的更广阔区域的空间历史进程。

在《黄河水如何移天》中,黄河径流深受降水影响,气候及其突变是根本原因。《道光皇帝的水利危机:气候突变对清朝河务的挑战》,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潘蔚副教授给出,从“气候-社会”分析的角度,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提出道光年间中国东部夏季风强度变化的频率变大夏季风雨带进退时间和华北雨季开始时间在出现变得不稳定。此外,西移台风持续活跃,路径深入内陆,黄河中游径流量异常增加,达到近300年来的最大值。 道光年间,黄河汛期很不稳定,年际变化大,极端年份集中,给下游抢修防汛物资造成严重困难。是道光年间黄河下游频繁决口的重要触发因素。黄河水文环境的变化,如汛期极端不稳定、洪峰规模和频率等,对河道整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和河道财政均陷入困境,出现的国家河道整治体系暂时转向,对黄河的实际控制能力逐渐丧失。

河流治理是国家治理,黄河治理是国家大事。《清代黄河治理及其政治意蕴》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贾副教授主讲,从历史时期治水与政治的关系入手,指出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宋代的治河、治河与治水的关系

础上,对清代黄河治理的政治意涵作了细致分析。清前中期之所以强力干预黄河治理,“治河保漕”似乎成为中外学界的成说。中国作为奠基于黄河流域的农业大国,黄河治理是治国安邦的应有之义。清代前期治理黄河是消弭灾害、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具有建构满清政权合法性的宏观战略考量。清初皇帝拜谒大禹陵、封典河神、探寻河源等与黄河治理有关的活动,是其获得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环节。清中期以后,黄淮河患日益加重,黄淮运水系重陷困境,清廷通过拓展机构建置,增加在河官员人数,完善制度规定,加大财政投入、矫治河工弊政,努力恢复治河旧制,表现出恪守祖宗“家法”,竭力“事河”的政治文化意蕴,重视治河成为清政权的传统,在国家强力干预下的黄河因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使命而成为一条政治之河,清代治河的政治意义也远在经济与社会意义之上。学界有关治水的探讨,主要有治水社会、水利社会、治水政治、水之政治等几种类型,而“水之政治”与前三者不同,它是从灾害史视野出发,探讨清代黄河水患、黄河治理与国家政治的复杂交互,既注意水患治理对于政权建设的一般意义,以及治河之于漕运的重要价值,更将黄河水患治理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挖掘其对清代前期国家构建所具有的特别意义。黄河治理进入清代政治文化传统之中,对清代中晚期的黄河样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黄河文化不仅需要兼顾上中下游,而且要多学科交叉渗透,“黄河大合唱”,在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内,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黄河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理论概括,“讲好黄河故事”,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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