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视野、公理与外交

今日热点 2022-06-20 12:21 25

摘要:中国自鸦片战争被迫开埠后,外国在华势力逐渐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组成部分。外报作为一种外力,与使馆、教会等机构一样,成为列强影响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却又在传媒特性的...

自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埠以来,深圳用电密度全国超大型城市第一 优化用电营商环境外国在华势力逐渐成为中国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外国报纸作为一种外部力量,与大使馆、教堂等机构一样,成为外国势力影响中国的重要力量。但在媒体特性的影响下,比大使馆、教会的影响更直接、更广泛、更方便。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分裂成各种军阀派别和政治集团,但军阀之间派系斗争的局面“为思想多元主义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其一度流行起来。中央政府和政府各省的军阀无法有效控制中国知识生活中的大学、期刊、出版业和其他机构”。中国报业在这种分裂和混乱中获得了“繁荣”的机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约有362种报刊,包括中国人主办的报纸和外国人创办的中外文报纸。外国报纸不仅是中国近代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国家报纸体系与舆论关系的国际延伸。

熊毓文的《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一书从媒体入手,考察了舆论、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考察了英美报刊从五四运动爆发到结束在中国所发挥的“不可忽视却被忽视”的作用,包括英国人在关注创办发行的《北华捷报》 《字林西报》和美国人在中国创办发行的《密勒氏评论报》。在本书中,英美在华报刊不仅是导致五四运动爆发和导致五四运动结束的外部压力的信息来源,也是研究五四运动的基本史料。熊毓文通过对英美在华报纸与五四运动关系的考察,指出五四运动的每一步都有英美在华报纸的引导、支持和企图控制的痕迹。中、英、美报刊对中国的有限支持背后,既有战后英美日重新争夺中国的现实考量,也有正义与公理的道德考量。《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熊玉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大陆报》,熊毓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以在华外国报纸为研究对象

国外的报纸有两种,一种是创刊和发行在国外,读者也在国外。他们派遣记者到中国,记者将新闻文章发回他们的祖国总部,向他们祖国的读者介绍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外国报纸的报道活动对中国受众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作为第一手史料,其报道也可以作为了解五四时期中国政局和外交的背景资料。第二类外国报纸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它的创始人是外国人,创办和发行都在外国,读者由有能力阅读外文的侨民和中国人组成。到“五四”前夕,中国的中文报刊,除了日本的中文报刊,基本都脱离了他们的控制,或停刊,或转让给中国人。本书所说的英美在华报刊,仅指五四时期英美在华外文商业报刊。如《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华北日报),《字林西报》(华北先驱报),《北华捷报》(米利亚德评论),《密勒氏评论报》(上海时报),《上海泰晤士报》(北京导报),《北京导报》(广州时报),《广州时报》(中国报),《大陆报》(京津时报)等。在海外华文报纸中,英国报纸是最有实力的。美国报纸占据了中国人对外国报纸信任度的第一位。在中国的英美报纸对中国的态度不同。《密勒氏评论报》

《京津泰晤士报》

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受众不仅包括在中国的外国人,还包括能看懂英文报纸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密勒氏评论报》自1917年创刊以来,就从中文学校或教会学校获得了一批年轻的中文读者。这些年轻人非常熟悉关注,一战的世界局势,想通过美国报纸了解美国人对一战的态度。《密勒氏评论报》不仅用来了解时事,也用来学习英语在学习,许多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也把它作为练习英语的教材。许多学校也组织社团和班级学习时事。此外,正是对中国本地报纸和期刊的翻译和转述将扩大外国报纸在中国的影响。至于选择什么样的内容进行翻译,在翻译和叙述中如何用词,这又是传播和政治之间的博弈。熊毓文在本书的结论中指出,对于五四运动来说,英美报刊在中国的首要作用是利用自身优势揭示内幕,追踪热点,引导舆论。然后中国的报纸把内幕翻译出来,跟踪热点,把中国的民意刊登出来,放到报纸上,给看不懂英文的普通大众做一个及时的公布,引起了公众情绪的极大躁动,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社会洪流。

五四研究的国际视野

正如周策宗在《第一版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序言中所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没有一件大事像五四运动那样引起各种争论。”103010这本书分为七章。在引言中,首先区分了中国报纸和外国报纸的立场,大连防疫会议会刊在华英美报和日报的现场直播,以及对五四运动的界定。五四运动“惹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因为它更像是一个外延在逐渐扩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历史名词。熊毓文将五四运动定义为“从巴黎和会开始,于1919年5月4日至6月28日,由学生领导的全国抗日爱国运动”。为了研究和表达准确,把五四发生的事情称为“五四事件”。这一定是

义突出了巴黎和会这一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亦突出了五四作为“反日爱国”运动的性质,从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及其性质来看,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多从国际视角出发,在华英美报刊便是国际视角之一。利用在华外报研究五四运动,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即当时关于中国的报道,尤其是涉及中日关系和政府内幕的信息,中国报纸要么无缘采访,要么不敢报道,所有这类性质的信息只能译自在华外报。从在华外报的角度来研究五四运动,能开阔视野,把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联系得更加紧密。
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关系的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华英美报刊与威尔逊“十四点”;(2)在华英美报刊与中国对和会要求;(3)在华英美报刊与中国代表团;(4)在华英美报刊与巴黎和会的转折点“日使恫吓事件”;(5)在华英美报刊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前后变化对五四运动结束的影响。全书分七章,一一论述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章《在华外报与外交》梳理了外国人在华办报目的与五四运动前在华外报的势力分布状况,在分析在华外报的立场时,作者指出,在华外国人与母国政府对中国的立场有不一致之处。在开发和掠夺中国方面,在华外国人与母国政府立场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如何获取对华利益的政策上有时会出现分歧,这些分歧就体现在在华外报对待母国政策的言论上。在这一点上,英美在华报刊呈现出了一定区别,主要在“条约口岸心理”、上海租界新闻自由的争取和对日态度上。在华外报突出反映了美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在华美国报刊全部反日,在华英国报刊在一战后期也加入反日行列。而与英美在华主要创办外文报刊不同的是,日本在华创办的主要是中文报刊;与英美在华报刊更大的不同是,日本在华报刊与母国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群众运动的发生首在信息流动,五四运动的爆发缘于巴黎和会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从巴黎传递到中国。五四运动因报刊所赋予的时间上的即时性、空间上的共时性和地域上的广泛性这些新的特点载入史册。对五四运动前报刊生态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新文化运动之外的角度来了解这场运动是如何爆发的。与外报和在华外报称呼相对应,国人自办报刊被称为华报或中国报刊。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华报为了避免迫害,不得不设法将报馆设在租界内,并向外国领事馆注册,挂上“洋”招牌作为护身符。第二章《在华外报与华报》主要关注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报刊与在华外报之间的关系。巴黎和会期间,华报报道了大量不利于日本的新闻,绝大多数风平浪静,未被日本驻华公使馆抗议,原因在于华报的报道几乎都出自对在华外报的翻译。而华报如何翻译在华外报,就不只是一门专业技术,更是政治的“艺术”。譬如作为研究系机关报的《晨报》与商业报纸《申报》)对《华北明星报》同一篇新闻的翻译,显示出两报性质的不同所带来的立场差异。原文标题“Chinese Traitors in Paris”,《晨报》以《异哉!卖国之骇闻》登载,《申报》则用较为温和、保守地以《欧和会内之中国不祥消息》为题,两者用词对事件危害程度的判断有天壤之别。《华北明星报》

《华北明星报》

第三章《在华英美报刊与威尔逊“十四点”》梳理了威尔逊“十四点”从一条普通新闻传入中国到被中国人奉为“公理”的宣传过程。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与在华美国报人与报刊的互动联系学界已有一些研究关注,熊玉文在本章则指出在华英美报刊的报道与克劳和克兰的在华活动,共同构筑了一个“激发传播”威尔逊及其主义的媒介环境。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起因是中国提案中直接归还青岛的要求没有被和会采纳。在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中,中国在巴黎和会提案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点,从中国对和会四个提案的形成过程来看,里面既有中国代表的贡献和政府的意志,也有中国民众的呼声,然而在华英美报刊在其中的作用并未为大众所知晓,本书第四章即侧重考察从在华英美报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大陆报》或撰文提出中国应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或借指出中国当前问题来倒逼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的提案时,《密勒氏评论报》还刊文建议在华的美国机构,无论是教会、专业团体还是商业机构,都应该向美国驻华公使抗议,请其转达给美国国务院和威尔逊总统。北京英美侨民协会亦受此呼吁启发,将抗议书寄往巴黎,在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之前送达。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华英美报刊之所以支持中国提案,其出发点是针对日本在华利益,因为在对付日本这一点上,在华英美报刊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
第六章《在华英美报刊与中国代表团》着重关注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展现这个代表团在和会期间如何受人轻视、内讧不断,对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这个代表团也应负一定责任。在中国联合代表团的筹建过程中,作者认为在华英美报刊不仅起到了鼓吹作用,也对代表团成员的选择施加了压力,使其排除了所有的亲日派,成为一个纯粹的反日亲美代表团,然而它们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中国和会代表问题的办法,进而导致中国代表团的“结构性损失”,所谓结构性损失,指的是中国代表团成员结构性地缺少知日外交官,在中日密约某些方面没有话语权,导致和会对中日密约的理解完全听从日本的解释,从而导致山东问题交涉失败。
过去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叙事环节上,直接从中日代表辩论跳到“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来”,中间缺乏五四运动的动员环节。第七章《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事件》则追溯了在华英美报刊对“日使恫吓事件”的披露与追踪,指出中外媒体对“卖国贼”问题的议程设置,紧张了气氛,动员了民众,为广大群众接受梁启超与林长民的一电一论做了铺垫。
第七章《在华英美报刊与五四运动的结束》先呈现了华英美报刊对五四学生的观察与同情,而当学生的斗争内容增加了“抵制日货”,在华英美报刊的态度则随之发生转折。在华英美报刊既希望看到中国民众对日货进行抵制,又不愿抵货运动损害英美在华商业利益与在租界引起骚乱。而在华英美人对学生运动发展到抵货运动阶段态度的变化,以及对租界内集会游行的严厉预防措施,直接影响到了五四运动的结局。
以报刊为史料:关心“未刊之故事”
早在1998年,美国史学家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就曾展开研究,探究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华宣传与五四运动爆发之间的联系。近两年来亦有学者关注到美国于一战前后开展的舆论宣传,熊玉文此书则将视野扩展到在华的英美报刊,通过英美报刊的立场、行动、态度转变对比,结合五四前后的重要事件如威尔逊个人代表访华、联合代表团选派、“日使恫吓事件”、抵制日货等,强调了在华英美报刊的作用。尽管这些报刊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英美在华利益,但这些报刊的努力也确实有效鼓动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意识。整体而言,该研究的研究视角颇有创新之处,书写方式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研究空白。
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在华外报对中国民众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是其新闻和评论被国人翻译并登载于中国本土报刊上。作者比对了在华外报原文与中国本土报刊的译文,从不同报社的译文取舍、遣词用句分析五四运动时期外刊与华报的立场态度,相较以往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报刊研究又更进了一步,亦能为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按图索骥之“图”。
然而,通观全书,在研究视角的创新之外,还有几点遗憾之处。
首先,作者尽力跳出文本分析,用尽量多的历史细节充实论述,尽量还原巴黎和会前后的历史现场,惜乎多用二手史料,而少用一手档案,读来印象深刻的仍是某某报纸如何发文,某某报之撰文有何不同,或是几个作者着墨较多的大事件本身。
其次,媒介有发布的一端,也有阅读与反馈的一端,无论是在华英美报刊的直接受众,还是阅读华报转译的新闻内容的间接受众,在五四运动期间如何阅读、如何行动,作为报道对象的人们如何看待在华外报的报道,似乎都未能在本书中有足够体现。而缺失这一环,在华英美报刊的作用,于行文中不免显得有些牵强或夸大。就如同传播学者韦尔伯·施拉姆所言:“通常是信息流的增长播下了变革的种子,也是信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而孕育了‘全国性’的气候。”
“全国性”气候究竟如何生成?以今日之媒体内容之生产观之,与当下时代之变动真正有关的往往是“未刊之故事”,譬如因为媒介审查删去的内容,记者在撰文时对呈现某个主题的思考,读者阅读后与编辑部之争鸣、修订。换句话说,“采访手记”和“读编往来”是作者在这一研究中应该展现,而未能展现的。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该研究观察五四运动时期的在华外刊与政治如何互动,却仍如隔岸观火,似乎在作者的论述中尚缺一环,读者读来对当时“发生了什么”似乎有所了解,但是该报“为何撰文”、“如何撰文”,编辑部如何运作,却还是被遮蔽在报章杂志的文本之下。譬如上文所举北京英美侨民协会受《密勒氏评论报》呼吁影响,将抗议书寄往巴黎,其中细节如何、结果如何,如果能更详细展开,则更能达到作者写在绪论中的研究目的,更有助于读者理解在华英美报刊如何“既是引起五四运动爆发的信息源头和导致五四运动结束的外部压力”。
最后,作者在绪论中指出由于五四运动主要针对日本展开,与日文报刊对日本的辩护及对中国的攻击不同,英美报纸能相对中立客观地对此进行报道,且大多同情支持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然而日文期刊或是日本势力如何搅动媒介传播,本书中着墨较少,这一点也颇为遗憾,如果能将日本报刊及其背后亲日势力的互动一并呈现,读者对英美报纸的“中立客观”,以及在中国这方舞台上,英、美、日与其代理人们是如何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不同的选择,将有更为丰富的认知。
笔者近期尝试研究《密勒氏评论报》与美国的公共外交,尚在搜集资料、阅读档案阶段,深知做到以上这些并不容易,对于年轻的研究者来说尤是如此,这不仅需要有对史料尽可能多地掌握,更要有对当时中国内政外交史实的清楚把握,还需要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即厘清“我想用报刊资料说明的是什么问题”,而不是“我有前人未用过的报刊资料”。熊玉文在绪论中亦以指出使用报刊资料研究五四运动的利与弊。其中特别指出的是,当时关于中国的报道,尤其是涉及中日关系和政府内幕的信息,中国报纸由于新闻渠道与新闻管制,只能从在华外报翻译一手信息。因而从在华外报的角度来研究五四运动,能开阔研究视野。将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联系得更加紧密。而他也指出了报刊传播信息是“瞬时的、表面的、碎片的”,甚至有时是错误的和虚假的,利用报刊资料研究历史问题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要与档案、日记、书信等多种史料对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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